次年1月,中央军委发布了《关于实施军衔制度准备工作的指示》,提出“如果可能的话,拟于今年(1953年)7月份全军实行军衔制度”。
从这时起,元帅、大将人选已在中央书记处的考虑之中,也就是《关于实施军衔制度准备工作的指示》说的“军衔鉴定”工作。
最后在人选既定的情形下(即贺龙1953年透露的内定),为使职务与军衔相匹配,罗荣桓于1954年6月被增补为军委委员、军委副主席,随后成为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从而在1955年9月顺理成章授衔元帅。
这一点,似乎与王树声有着某些相似之处。
1954年1月前,曾是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的王树声职务并不高,仅为湖北省军区司令员。因中央书记处决定授他大将衔,因此他在短期内,相继被任命为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兼湖北军区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总军械部部长。
正因为此,认为自己资历不够,被毛泽东称赞“是个老实人”的罗荣桓深感不安。
得知中央准备授予元帅军衔后,他再次表现了一个纯粹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立即给毛泽东写信,说自己参加革命较晚,请求不要授给他这样高的军衔。
罗荣桓的请求无疑是诚心诚意的,但他的授衔与否,显然已不是个人的荣誉与待遇问题,而是代表了秋收起义以及全军的政工队伍,因此这一请求也就未被毛泽东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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