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鲍君甫的女儿鲍美云回忆,1934年以后,父亲就一直在南京工作。因说话带着广东的乡音,在旁人眼中,他只是一个在南京的广东人,普普通通,几十年来默默无闻。
老家的人都不知道他是什么人物,甚至有误传他已被国民党杀害了。“父亲平时话不多,待人谦和,为人正直,从未向我们提过他的特工生涯,他晚年的生活很清贫,有时在外面摆小摊子卖些茶水、纸烟,补贴家用,平时深居简出,非常低调。”
“新中国成立后,鲍君甫有一子一女在台湾,当时两岸的意识形态壁垒很深,鲍君甫担心自己的特工经历会牵连到在台湾的儿女,加上他曾长期在国民党政府工作过,因而一直未向政府报告自己早期的工作经历。” 何志毅告诉记者。
直到1956年3月,陈赓来南京探望父亲时,鲍美云的兄弟姐妹们才逐渐知道父亲早期的这段经历。陈赓曾致函证明鲍君甫的身份:“鲍君甫确系1927年起即与我党发生关系,1931年以前在工作上曾和我联系,在此期间对党贡献颇大,我被捕时曾在南京宪兵司令部与他同狱,此时表现上还好,以后任伪中央感化院院长……”
“文革”期间,鲍君甫曾因“不予配合交代罪证”遭到批斗。鲍美云告诉记者,母亲谭秀珍后来去北京看父亲,劝他不要太固执,父亲坚决地摆手说:“明明没有的事我怎么能瞎说?我一说,有人就要人头落地!”
1969年12月,鲍君甫在北京逝世,周恩来获悉后指示有关部门“要好好照顾鲍君甫的家属。”鲍君甫的女儿鲍美云被调回南京工作,照顾其虚弱多病的母亲。1976年,周恩来于重病中曾叫来罗青长,向他提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名字,其中就有杨登瀛(鲍君甫)的名字,并嘱咐“对这些在我们党最危难时期帮助过我们的人,千万不要忘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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