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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主席当了31年秘书，官至正国级，缘何入狱

我父亲是在“文革”期间1969年党的“九大”会议后到中央工作的。按一般人的说法，该算是“文革新贵”了。不过他在“文革”中也经历过不少坎坷。

“文革”前，父亲只是个地方干部，在河南省委担任书记处候补书记兼省委秘书长。1966年“文革”开始时，省委安排他出任“省委文革”付组长，处在“文化革命”的风口浪尖上，那是个受罪的差事，不分白天黑夜，每天接待川流不息的“革命群众”，还要被揪来揪去，到处作检讨。不过开始时身份还是省委领导成员，在极其混乱的局面中勉强维持着省委的起码工作秩序。

到1967年1月，在上海所谓“一月风暴“影响下，省委被“夺权”，父亲也被打倒了，而且被“造反组织”关押起来，音信完全断绝，只有在开大会被批斗的时候，家里人才知道他还活着。这一段时间，有近半年。

时常听人说到毛主席发动“文化革命”是为了排除异己，可这个话对我父亲却不适合。“文革”时代，毛主席有句称父亲为“我的老朋友”的话，十分有名，流传很广。不过了解情况的老同志都知道，父亲比主席小整整三十岁，仅从年令看，地地道道只是个晚辈，因此所谓“我的老朋友”的来历，只是从解放初期开始，向主席单独汇报过工作，截止到文革前，听父亲说，有十三次。作为一个基层干部，这算是相当特殊的待遇了。在许多人眼里，父亲是毛主席很喜欢也很器重的干部，是主席的“红人”，可是在“文革”时，主席让领导干部在“大风大浪中游泳”，作为毛主席的“老朋友”，父亲同样呛了个半死，差点丢掉了性命。

1967年6—7月，在中央解决河南两派问题的八次汇报会后，他“解放”了，被中央任命为河南“省革筹”副组长，成了“革命领导干部”。1968年春，又担任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69年4月，他出席了党的“九大”会议。不知这是否与毛主席又想起了他这个“老朋友”有关系。

父亲谈起过他在“九大”会上的一件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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