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翔土改时是农会干部,后来凭着自己努力,当上了脱产干部,退休前在县林业局木材公司工作。
1964年夏的一个傍晚,正在北戴河疗养的滕代远和林一在海滩上散步,他们谈着久明考大学的事,他说:“久明怕万一考不好,不被录取,让我给刘院长写封信。”原来刘院长是滕代远的老部下,又曾在一起工作多年,可滕代远断然回答:“读书,上大学,不能靠父母的地位和私人关系。大学能考上更好,考不上也没什么,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多得很,做工、种田、当兵都可以。”后来,久明经过自己的刻苦努力,考上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滕飞告诉记者:“我们兄弟五个,没有一个是父亲安排了工作的,都是靠自己闯出来的。”
“好几次组织上要提拔我母亲,要把母亲提拔成正职,都被父亲压下来了。”在滕飞的记忆里,父亲从不徇私情。
5最后遗嘱不忘“服务”
滕代远有一个习惯,每天都喜欢记日记。滕代远喜欢用毛笔写字,对毛笔很珍爱,写秃了还在用,不舍得丢掉。滕飞说:“父亲从小要求我们记日记,记日记不是记流水账,不是应付检查,是把你做过的事情,走过的路,无论对错,一笔笔记录下来。它像一面镜子,经常看看能纠正自己的错误,从中吸取教训,少走弯路。”
1935年,滕代远在莫斯科学习期间,写出了《中国新军队》一书,后来此书被翻译成俄文出版。当时,滕代远还往家里寄过俄文词典。
滕代远下一线检查,不接受地方领导安排住宿,就住在宿营车,工作不喜欢听汇报,非要到现场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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