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独有偶的是,《吴志·张昭传》引《吴历》记孙策临终时对张昭也说过“若仲谋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的话,有人以此来证三国时人情,或以为是人主临终的一种惯语,我真奇怪这类人的思维逻辑,史实面前却常常自以为是,你为什么不先问一声,它为什么是三国时期人主的一种人情惯语呢?又为什么不以此来证明是三国时期英雄们的共有的真情呢?
周一良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说得好:“……三国纷争之时,统治者心中之主要目标,在于巩固地盘,进而争夺天下。刘备以此勉励诸葛亮,孙策托孤于张昭亦然。”卢弼《三国志集解》中也说:“昭烈睹嗣子之不肖,虑成业之倾败,发愤授贤,亦情之所出,何疑为伪乎?”
陈寿《三国志·先主传第二》最后评刘备道:“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胜轨也。”这才是至情至性至实之评。英雄之情的惯语也一如常人常情的惯语,是其时其地其人情感的率真流露,道不同不相为谋,后世评家又何必非要强拉硬扯唯以“恶俗”二字马首是瞻!
三国鼎立,西蜀立足最晚,地最狭,人最少,力最弱。刘备称帝之初,百废待举,他却为报关羽之仇,倾全国之兵攻吴,遂至大败,郁忿而逝。诸葛亮事后叹息说,如果法孝直在,必能劝阻。后世评家以此作为诸葛亮不受刘备信任的例子,岂不知这正是一个诸葛亮与刘备亲密无间的铁证啊。
基于是志同道合的知己,诸葛亮绝不会出面阻挡刘备为关羽报仇,天大的悲痛还在其次,根本原因在基于事业之上的手足之情。人既已没,大业又何从谈起,刘备视兄弟情谊至大如天,正是他忠义社稷的最公正的注脚。对此,诸葛亮是非常清楚的,他的遗憾,意思是由“圈”外的后来者提出反对意见,更符合大道大义的实际,能让刘备更清醒地认识报仇举动的不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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