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半年后,包惠僧来到上海,听到南下部队失败,部队已经散了,遂产生悲观情绪,宣布退出。
这在当时并不奇怪,朱德率领一部分起义部队到井冈山,数千人的部队,最后只有八百人留了下来。
此后,包惠僧靠着邓演达的关系,又跟蒋介石认识,在国民党内部找了一个工作,出任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议,支中将薪。这个职位也是相当高的。
不过,因为邓演达搞第三党运动,被蒋介石杀害,而包惠僧因为跟邓演达的关系密切,尽管多方切割,但终究没有获得蒋介石的信任,长期都出任闲职。
蒋介石给他安排工作,暗地里打招呼:“此人不宜用在部内”。
从此,包惠僧就领点工资,干点闲事,借得一提的是,此时,他的导师、好友陈独秀陷入了生活困境。包惠僧常常去看望他,并给予接济。陈独秀别人的钱一概不要,但包惠僧的钱他就收下。陈独秀临终前一天,还在叹:“要是今天惠僧来了该多好。”
1949年,包惠僧跑到了澳门,新中国成立后,他给周恩来写了一那封电报,随后来到了北京。
周恩来、董必武都请他吃过饭,安排了他的工作。
包惠僧主要是负责写一些文章,回忆中共早期的历史。在这期间,他坚持给陈独秀一个中肯的评价,实为难得。
而包惠僧做了一件让自己最为心痛的事情。他把陈独秀写给他的一百多封信给烧了。这些信的史料价值不说,光是市场价值就在百万美元以上。
1979年7月2日,包惠僧病逝于北京,结束了传奇又唏嘘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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