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7月13日,钱钟书与杨绛在苏州庙堂巷杨府举行了结婚仪式。
两人一路恩爱,相互扶持。1946年杨绛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出版后,在自留的样书上,钱钟书为妻子写下这样无匹的情话:“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围城》里的“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完全不适用于钱钟书和杨绛这一对感情颇深的伉俪。
1966年文革来了,杨绛和钱钟书一起都被革命群众“揪出来”,成了“牛鬼神蛇”,杨绛还被人剃了“阴阳头”。她连夜赶做了个假发套,第二天照常出门买菜。
1969年,他们被下放至干校,安排杨绛种菜,这年她已年近六十了。 在翻译家叶廷芳的印象里,杨绛白天看管菜园,她利用这个时间,看书或写东西。
1997—1998年,钱钟书和钱瑗相继去世。可杨绛的人生并未因此而落幕,当年已近九十高龄的杨绛开始翻译柏拉图的《斐多篇》。2003年,《我们仨》出版问世。
杨绛先生在《我们仨》中说:“1997年早春,阿瑗去世。1998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仨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
之后,杨绛又以全家三人的名义,将高达八百多万元的稿费和版税全部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了“好读书”奖学金。九十岁寿辰时,她专门躲进清华大学招待所住了几日“避寿”。
她早就借翻译英国诗人兰德那首著名的诗,写下自己无声的心语:“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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