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由于毛泽东晚年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在思想上,田家英和毛泽东产生了分歧。田家英向来敬重毛泽东,把他视为导师、父辈,正是因为他对毛泽东的爱之切,才对一些倾向忧心如焚,正是由于他不会“见机而作”,使他成为江青和陈伯达的眼中钉,进而被安上了“篡改毛主席着作”的罪名。
那是1965年的寒冬,毛泽东再次来到杭州。该年12月他在杭州召集五位“秀才”---陈伯达、田家英、胡绳、艾思奇、关锋开会,要他们每人为一本马列经典着作写序,由于那天毛泽东的情绪非常好,便海阔天空地聊起来,所聊的内容大大超过了写序的范围。毛泽东谈着谈着忽然又转移了话题,针对1965年11月《文汇报》所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12月8日《红旗》杂志所载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毛泽东说了一段评论式的话。他谈话刚一结束,陈伯达就把这事告诉了江青,于是原本只作为毛泽东随口而说的话却要整理出谈话纪要,于是这一任务便落在了田家英的身上。田家英看过纪录后,删去了毛泽东对姚文元和戚本禹的那段评论式的话。此时的田家英完全是出于正气、正义而删的,不料他的这一举动却触怒了江青一伙,于是他们给田家英安了一个在当时足以置其于死地的罪名“篡改毛主席着作”。
田家英是一介书生,他继承了读书人的好传统---好学敏思、忧国忧民、洁身自爱、不慕名利、以天下为任、以苍生为念,正是这种优秀的传统铸就了他新一代读书人的性格,即便身居高位也不曾异化为官僚政客,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样,使他无法防御那些玩弄权术的小人,最终成为他们的牺牲品。
1966年5月23日,被逐出中南海的命令给田家英以沉重的打击,他自缢而死,离世之际不过44岁。1980年,田家英的冤案得以平反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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