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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以后贺龙官职越做越小 其中有何隐情?

关向应受命于危难之时,他面对白色恐怖,毫不畏惧地积极开展工作,很快把团组织恢复发展起来,使全市团支部增加到9个,团员由21人发展到83人,7家纱厂有6家恢复了青年团组织。

大革命失败后,关向应调往武汉做工运工作,他领导武昌一家纱厂工人罢工斗争,很快取得了童工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胜利。

他曾写文章对工人阶级取得的胜利给予热情的赞扬,同时指出:“这只是初步的胜利,还需要继续努力斗争。”在武汉期间,共青团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关向应被选为共青团中央委员。

1928年初,关向应调回上海任团中央组织部长。当时上海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一片白色恐怖,年轻的关向应冒着生命危险,勤奋为党团工作,亲自刻蜡版、印文件。

在党的革命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还参加街头卖报活动。同年6月,关向应赴苏联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回国后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

1930年关向应调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并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工作。1931年关向应又调回上海领导工联工作,为指导工人斗争,他多次发表文章论述工人武装的重要性。

他在《工人武装问题》一文中,从组织路线,主要任务及斗争方式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对当时全国各地工人武装斗争起了推动作用。特别是对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斗争,给予了及时指导。不久,上海工会组织遭敌破坏,关向应被捕入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