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召开的财经会议实际上是高岗发难反对总理;同时召开的组织工作会议是饶漱石发难反对少奇。这两个会议实际上都是高岗在里头搞的。
张闻天当大使从苏联回来以后他同毛主席讲话就不投机了,他很少去,毛主席也不大见他。庐山会议时我知道闻天同志想同毛主席单独谈一次,但毛主席拒绝了。
庐山会议是突然一下子变了的。会议本来是要反“左”,就是反那个时候的“左”倾。按照少奇的话,就是叫做“成绩说够,缺点说透”。所以上山的时候大家都是从反“左”这一方面考虑的。彭德怀的这个信一去,主席并没有马上表态。
那时很多组都拥护彭德怀那个意见。华东组表示赞成彭德怀的意见,还有西南组也都觉得彭德怀讲得有道理。陈伯达这个家伙不是个好东西,他就讲“唯我彭大将军”,就是说只有彭德怀敢讲这个话。这个信当时并没有印发,但是毛主席找了几个大区的书记都说看了这封信。
毛主席一听这个会方向变了,变得好像是对着他了,他着急了。所以就决定发,就把这个信印发了。彭德怀后来不是讲么,我是写给你的信,你为什么要发?
发了以后就在我们住的那个招待所后头一个饭厅里开了个会,这个会上毛主席就摊牌了,说你们说彭德怀这个主张对,那你们就把王明请回来,我去打游击去,他发脾气了。彭德怀那时也太硬了,就站起来说,你不要煽动!这时毛主席脸色就很难看了。这样会议的方向一下子就转过来了。
庐山会议以后闻天在科学院写的很多东西,都是经过我转毛主席的,毛主席根本连理都不理。
那时候我不是有时也跑到你们(指刘英和张闻天)那里去看一看么,去了我还要跟他报告,不然将来又说我是如何如何。毛主席问,他怎么样?我说情绪还好,他在做研究工作。
从那以后他就是一落千丈,这个中间实际就牵扯着一个高岗、一个彭德怀这些案子,毛觉得张闻天在后头都起一定作用。反正我看他对这个事情是深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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