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身在农场,但父亲魂牵梦萦的还是他深爱的部队。在父亲的老部下、时任南京军区参谋长肖永银的建议下,1968年底,父亲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坦承了自己的“错误”并恳请回部队工作。
第二年春,“九大”在京召开,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将父亲的信面呈给毛主席。不久,中央军委批示,恢复父亲6级(副兵团级)待遇,担任南京军区副参谋长。
父亲重新“出山”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母亲那里,母亲高兴得像小孩子过年一样。那天,我正准备到学校参加动员去生产建设兵团的学习班。
突然,母亲带着大姐和二姐过来了。母亲的眼神异常明亮,一进门就高兴地对我说:“小元儿,你爸爸‘解放’了,在南京军区当副参谋长。他让你们都去南京当兵哪!”
很快,在母亲的安排下,我们兄弟姐妹都陆续来到父亲身边,我到了父亲管辖下的合肥某师医院当女兵。当兵调档案时,母亲出面将我的名字从“朱元”改了回来。
对我改名,司机爸爸十分宽容,表示理解。可母亲非但如此,还将“援援”改成了“瑗瑗”,以示我永远是王家的孩子。直到此时我才明白,母亲对父亲将我送人心中有着多深的怨恨啊!虽然母亲和父亲曾相互深深伤害,但在内心深处,他们的爱永远是那么刻骨铭心
父亲回到南京军区后不久,不幸渐感身体不适。南京军区总医院的护士经常一大早赶到家里,趁他还在被窝里的时候为他打针,并做一些简单的检查。但是,一到钟点儿,不管完了没有,也不管你如何劝说,父亲都会立刻上车去军区上班。
父亲生病的消息传到了母亲那里,母亲心急如焚,毕竟曾是结发夫妻,心中永远抹不去那番惦记。母亲给南京打电话,要求来看望父亲。父亲的秘书接到电话,毫不客气地说:“你不能来!首长说了,他就是死也不愿意再见到你!”母亲很伤心,却又费尽心思从北京调到了上海,因为这样她就离父亲能近一点。
母亲张罗着为父亲寻医问药,却没有人愿意理会她。母亲始终不甘心,硬是来到了南京,和肖永银叔叔联系要求见父亲。母亲的执著感动了肖叔叔,肖叔叔也希望他们能摒弃前嫌,于是,好心安排了一次让父亲和母亲见面的机会。
那是在南京军区大礼堂观看演出,父亲带着小黄阿姨正准备入座,一位“了解内幕”的叔叔过来悄悄地告诉父亲:“韩岫岩也来了!”父亲先是感到震惊,随后掉头而去。父亲回到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当时我妹妹就在他的身边,父亲说他的心脏病犯了,妹妹赶紧递水送药,等到好了一些,才听他说出了事情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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