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的声明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得到了国内舆论的广泛赞同。但是此时蒋介石已宣布下野,代总统李宗仁为争取和谈,下令重新逮捕冈村宁次,但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却将命令扣压不发。就在新华社广播这项声明的同一天,汤恩伯当晚即派副官来到冈村宁次在上海临时借住的寓所内,通知他于次日晨6时30分之前到战犯监狱集合,与狱中其他在押的日本人同乘美国轮船回国。就这样,战争罪犯冈村宁次在中国人民愤怒的声讨中,踏上了驶向日本的轮船维克斯号。
回国以后,冈村宁次于1955年担任了日本旧军人组织“战友联盟”副会长,后改任“乡友联盟”会长、名誉会长,从事复活军国主义的活动。1966年死于东京。
如果说冈村宁次对他对本国妇女犯下的罪行还有那么一点内疚的话,那么,他对于自己在中国犯下的罪行。简直连一丝悔恨也没有,而且不仅没有悔恨,甚至还死不认账,颠倒黑白。在他的自传里,专门有一段谈到“三光”政策,他说:这次就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以后,几经思考,于1941年11月3日的明治节,向司令部全体高级军官作了训示,首先朗诵明治天皇所作诗句“国仇固当报,仁慈不可忘”,然后带领大家高呼“灭共爱民”。
在那以后,我认为贯彻爱民方针至关重要,又提出了“戒烧、戒淫、戒杀”的标语训示。顺便提一句,日、中的共产党把我的三戒标语篡改成“冈村宁次的可烧、可抢、可杀的三光政策”大肆宣传。令人惊奇的是,甚至日本进步学者的著作中也引用了这种宣传。因纯属无稽之谈,毋庸置辩。
冈村宁次说是“毋庸置辩”,其实还是辩了。只是他觉得有些话从自己口中说出来或许不那么方便,便借用了“原中国派遣军所属师团长船引正之”的话来替自己狡辩。这位师团长的书中有这么一段话:岩波书店出版的《昭和史》中载有:“冈村宁次大将率领的华北方面军于1941、1942年进行大规模扫荡战,施行了中国方面称为三光政策的残酷战术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一词,我们尚属初闻。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竟然生搬一方面的史料,并煞有介事地予以发表,实为可笑。再说,这个三光政策与事实完全相反。
(中略)冈村大将新阵前训的第一项便是“戒烧、戒淫、戒杀”三戒,这点我记忆犹新。每天至少在点名时听到一次列队高呼“戒烧、戒淫、戒杀”之声。日军在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的大“扫荡”中执行了“三光”政策,这是每一个敢于正视历史的人公认的事实,本来也是“毋庸置辩”的。可既然这些当年的司令官、师团长们硬是闭着眼睛说什么“三光政策一词,我们尚属初闻。”我们也只好多说几句。为了不“生搬一方面的史料”,我们就不用中国方面的史料,而用日本方面的史料来证实这一事实。
一位冈村宁次当年的部下,独立步兵第42大队士兵三神高,在一篇题为“试胆抓住农民,簇拥而上,刺成蜂窝”的文章里写道,1942年8月上旬,当他所在部队在山东省临清、馆陶、邱县一带进行大“扫荡”时,每逢攻入村庄前,上司都要下达这样的命令:“男人全部抓起来,家畜也集中,好吧。临走时候点把火!”这样的命令,在进入哪个村子时候也都是这样传达的。鬼子 进村冈村宁次的另一位部下,59师团54旅团独立步兵111大队曹长种村一男也供认,1943年5月,他所在部队在山东省莱芜县、章邱县一带进行“肃清*”行动时“我的中队是支队,和本队分开后见人就杀,见村就抢,到处破坏。”日本兵进村的情景是这样的:
“冲呀!”他们托着枪,随着率先跑向村子的分队长,一齐闯进了村子。三神忘掉了脚疼,也跟着飞跑过去。可以听到老婆子和孩子们的哭喊声,混杂着猪的叫声。部队也好像是到了村里,可以听到士兵的大喊声,农民的咒骂声,女人的惨叫声和孩子的哭叫声,猪和鸡垂死的叫声等等。这些声音掺杂在散乱的人们到处奔跑的脚步声里。
冈村宁次在指挥上是很大胆,敢冒险的。他任华北派遣军司令长官时,曾主张进攻西安和延安,摧毁中国抗日中坚共产党的总部,并压迫重庆,妄想一举以武力解决中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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