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在逆境中,他始终保持乐观的心态。邓小平说过,乐观是他的法宝,天天发愁日子怎么过啊?在孩子们小时候,相互之间有时闹点小别扭,邓小平只说一句话: “要吵,你们出去吵!”妻子问他怎么不管一管,他说,管什么?早晚都会过去!“早晚都会过去”,孩子们闹别扭是这样,政治生活中遭遇的矛盾、压力和挫折,多少也会如此。邓小平乐观地相信未来,背后是对待矛盾、对待生活和对待历史的辩证法,即不认为事物和环境会一成不变。当然,单纯的乐观也不行,说没有忧虑也不现实,这就引出邓小平在逆境中的第二种人生态度:忍耐和等待。
别人问他怎么度过最艰难的日子,他总是两个字———“忍耐”。1973年从江西回来见到毛泽东,毛泽东问他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他也说了两个字: “等待”。忍耐和等待,并不一定是消极无为地面对困难,有痛苦,也有智慧和期望。这就引出邓小平在逆境中的第三种人生态度:观察、思考和判断。
人们把邓小平在江西劳动时踩出的那条小道视为后来搞整顿、搞改革的伏笔,虽然是一种文学化的比喻和引申,但他第二次复出后那样勇敢地搞整顿,第三次复出后又推动一系列改革,与他在逆境中冷静地总结当代中国的经验教训、思考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不能说没有关系。也就是说,他在思想认识上是作了准备的。
邓小平在逆境中的上面这三种态度,给人的启示是,干事情,在困难、挫折和危局面前,如果惊惶失措,自己就先倒下了,这种情况下要谋事成事,需要的是战胜自己,要有信念,也要有智慧,更要有措施。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严重挫折。
邓小平的态度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谁也压不垮我们。他提出的应对之策是: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这些,既是邓小平处变不惊的经验之谈,也是他把经验提升为国家大政方针的智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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