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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抗战治军:日军军令是“第二种教材”

1935年9月,红四方面军总部成立了红军大学(红大),开设高级指挥科、上级指挥科和上级政治科,由刘伯承调任校长兼政委。当时,正值红四方面军在张国焘独断专行的指挥下,开始大举南下。为治好这支被张国焘带向错误方向的大军,他坚决与朱德等同志站在一起,从整个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大局出发,置个人生死荣辱于度外,积极维护红大中红一、四方面军学员之间的团结,并通过他们影响部队回到正确轨道。

1936年6月,贺龙、任弼时等率领的红二、六军团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随即组建红二方面军。7月初,刘伯承应邀到红二方面军,给指战员作打敌人骑兵的战术报告,提出了提高信心、接敌处置、利用地形、武器运用等方面的基本要则,讲解了打骑兵的队形、追击、有组织的后移以及平时加强演练等问题,深受贺龙钦佩。经他力陈,刘伯承随红二方面军行动,出任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成为我军历史上唯一主持过三大主力红军军事教育的人。

作为红二方面军大学校长,刘伯承不负众望。1936年9月20日,他写出《我从实战中联想到我军教育要注意的事项》一文,从军事和政治方面提出了训练、教育的要求,特别是提出了进攻、防御、迂回、行军、宿营、警戒以及野战等一系列战术要则与训练方法,对加强红二方面军的军事素质贡献至大。同年12月,红二、四方面军两所大学都并入抗日红军大学(后称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刘伯承顺理成章地成为唯一的副校长。

关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刘伯承本人就是行家里手。刘伯承曾说:我们办好学校要有方针,方针就是抗大的方针。抗大的方针,就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三句话:“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个方针的核心是坚持办校的正确方向,就是军事院校教育要为党和军队的政治需要服务,为部队建设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