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进院子,马上被全院的人包围。我当初只认识郭老先生一家,但他们都说见过我;国民党部队在吐丝口被击溃后,他们都非常挂念我,不知道我怎样了。特别是郭家,看到我活着回来,就像见了亲人似的喜出望外。大家找出一套旧棉衣,让我将染血的军服换下。前院的朱家提供了一间客房,让我暂时住在那里疗伤。我就这样被送进房中,躺上了一张木床。我自从在战场上负伤后,都是睡在山沟里,卧在带雪的冰地上,现在一下子躺到木床上,如同一步登天。
这是我生平睡过的最舒适的一张床。桌子上立刻摆上了煎饼和热粥,大家东一句西一句,充满了温暖的关怀与爱意。我完全被爱淹没了,激动得什么话也说不出,一口饭也吃不下,一股热流涌上胸膛,泪水在眼里滚动,只想大哭一场。大院里住着一位宋老太太,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她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位曾经在医院中作过看护兵的人,来为我取腿上的子弹。这人用刮脸的刀片当手术刀,既没有消毒,也没有麻醉,要我咬牙忍一忍,一刀划下,那颗子弹便流出来。他所有的医药只有双氧水与红药水,便用这两种药水在伤口上胡乱涂抹了一些,然后就包扎起来。在这个过程中,宋老太太一直在旁边流着眼泪为我祷告。她的祈祷为我带来了平安与好运,我这条伤腿竟然就这样奇迹般地痊愈了。
在全院浓浓的爱与关怀中,慢慢地,我便能跛着腿走路了。在郭老的一再坚持下,我从朱家转移到郭家去住。但当我住进去,才发现郭老的家中,只有一间非常简陋的卧室,也只有一个土炕,是他们夫妇和女儿共住的。我来之后,这个土炕便让给了我和郭老睡,他的妻子女儿只好临时到邻居家去打游击借宿。而我一住下来,却是长达两个月之久。这期间,郭家都将我奉若上宾,每次吃饭都由郭老陪我先用,我们吃完后,郭老太太和女儿才可以吃。我心里非常不安,多次提出异议,但是郭老家风如此,不容更改。
我在郭家疗养了两个月,伤处已经渐渐收口。郭家便计划让我到济南去。他们找了一帮在博山与济南之间贩卖焦炭的脚夫,付给他们带路费,要他们护送我到济南。临行前,郭老全家大哭,郭老太太紧紧抱着我不忍心分离。这两个月下来,我已经成为他们家中的一个重要成员了。
就在那年早春的四月,我跟着拉煤车,踏上了去济南的路途。
重返故地,酬谢恩人
后来又历经辗转。1949 年,我随部队撤退到了台湾。
1984 年初,大陆开放海外通信,阻隔了四十年的亲情才能以书信沟通。我立即写信给郭家,不久便得到了回音。郭老已经谢世,郭老太太和她的女儿还在。我马上托香港友人汇了一些钱过去。但郭家却回信严肃地拒绝了,表示生活能过得去,不需要资助,只盼着在有生之年能见一面。但我仍然按时寄款过去,作为奉养,一直到郭老太太逝世。
1987 年,我第一次返回大陆,主要目的便是到博山探望救命恩人。那时两岸初通,要去博山这种小地方,还有相当的难度。记得“中旅”还特派了一个人跟随我的全程。
来到博山,见到郭老太太后,中旅经理交代了任务:“你们这位客人,是从海外冒了生命危险来看你们的。你们谈一谈,中午在一起吃个饭。我在下午两点接他回去。”老太太请求我多住几天再走,中旅表示绝对不行,他是执行上级的命令。我清楚地记得,那天刚好是中秋节,我是特地提前告别了青岛的家人,来郭老太太家里过节的。
四十年过去了,郭老先生已过世,昔日大院中的那些人也都星散或去世了。郭家也迁到了另外的地址。由于时间的匆促,我们几乎什么话也没有多说,午餐时,我特别要求再尝尝久别了四十年的煎饼的滋味。四十年的别离,却只有四小时的重聚,想起来还是很悲哀的。
我第二次去博山,是1992 年,那次在郭家住了两天。郭老太太已是86 岁高龄了,看起来身体还不错,但年过半百的郭女却患了心脏病。这是我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博山的恩人郭老太太。几个月后,接到来信,郭老太太已经溘然长逝,她的女儿也在一个月后病故。从此,当初救助我的三位恩人,便都作古了。
莱芜战役是我少年时的噩梦,也让我经历到了人情的醇厚与真挚,这让我永生难忘。他们多半是没读过书的人,却有一腔古道热肠,让众多知识分子,甚至圣人们,都要感到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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