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言之,汉朝“常态”的那种温文尔雅,道貌岸然其实是不合时宜的,每个人都想当老好人,都不愿意做坏人,那么结果只能是满世界都是坏人。曹操在这个时候其实充当了最大的那个坏人,而他的作用就是震慑了无数的“小坏人”!
刘备自己说自己:“今指与吾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
似乎他是汉朝正统,是仁义的代言人,可实际上,以当时的形势来看,刘备这种秉承汉朝所谓“仁义”的模式一旦再度成为社会主流,对整个社会将是一场灾难,那时候,恶人无人可治,任谁都会披着善良的外衣胡作非为,天下将会更加混乱。
其实,即便是“残忍”的曹操,他又何尝不知道仁义比残酷更好?他曾说:“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即和平年代要推崇德化,而战乱岁月应该注重能力。
曹魏大官高柔也说过:“夫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
换言之,曹操,包括曹操幕僚,都明白冷酷残忍会留下骂名,并非长久之计,但是,在那个时代,必须有人来做这种事情,只有等社会秩序恢复了,国家稳定了,才能再重新谈道德和仁义!所谓“乱世用重典。”
从裴潜的角度看,刘备却做不到这一点,所以他才说刘备“能乱人而不能为治。”
中国历史上什么都缺,就是不缺野心家,三国后期天下大势本以趋于统一,但钟会却还想着割据称王,而野心家钟会的偶像就是蜀汉昭烈皇帝,钟会如此说:“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汉,不失作刘备也。”(原文来自老不看三国的头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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