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陆续有所传闻:据中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传来的消息,13日凌晨2点30分左右,在蒙古的肯特省坠毁一架中国军用飞机,机上9人全部死亡。为此,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向中国提出了抗议。
当 中央在没有完全弄清事情的真相以前,对宣传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避免引起大的震动,为了避免引起种种猜测,采取了内紧外松的做法,适当放宽宣传的尺度,在 严格掌握、统一口径的原则下,在某些文章和某些节目中,有计划有控制地适当出一出林彪的名字,用一些林彪的习惯用语,甚至也可以偶尔出一次“以林×××为 副”的提法,争取时间,稳定舆论。
当后来中央完全证实林彪一伙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之后,为赢得公开“林彪叛逃事 件”的准备时间,为消除种种新闻舆论的猜测,公开宣传中有关“林彪”等提法的掌握又放宽了一步。这样做不仅很快消除了国内人们一时的猜测和疑惑,稳定了局 势,也在很大程度上“澄清了”已经出现的外电的种种猜测和议论。外电对林彪的种种议论,起初是从宣传口径的改变和飞机坠毁开始的,曾经有几天种种猜测的报 道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具体,但是,我们的宣传策略改变之后,他们坠入了五里云雾之中,反而怀疑和否定自己正确的猜测和分析,逐步平静下来。
这 期间,在接待外宾的对外表态中,对与林彪有关的人和事避而不谈﹔如有人问起,既不肯定也不否定。事有凑巧,正在这时,广播局接待来访的罗马尼亚广播电视组 一行三人,由我陪同。有些单位不了解内幕,在向外宾介绍情况时,经常提到“林副主席”,时常引用林彪的话,我只好默不作声。在某地广播局的负责人宴请罗马 尼亚客人时,不知是有意还是无心,罗方有人举杯特意“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我们也只好举杯,无言一笑了之。
为此,也改变了国庆22周年的庆祝方式,为避免由于出席人员的改变而引起猜测,不搞大型庆祝活动,公开申明的理由是:新中国已建立20多年了,局势稳定,不必年年搞大规模的庆祝活动,劳民伤财,把庆祝活动主要放在基层和用在实际行动中。
经过一段工作,赢得了时间,争取了主动。从1971年10月上旬开始,按照中央部署,在内部陆续传达林彪反党集团罪行材料,不久在公开宣传中开始点名批判。
宣 传上一旦公开,必须严格控制,绝不能再让林彪的画像、题词、语录、习惯用语等以正面的方式出现﹔绝不能再让与林彪反党集团有关的人和事以正面的形象出现。 虽然在公开之前,在广播宣传中已有所准备,但真正做到“彻底”清除很难很难。这类稿件、节目太多了,哪些是林彪的习惯用语,哪些是中国的传统用语,有些能 分得清,有些则分不清﹔编辑、记者多年受到种种影响,也很难在落笔时不留痕迹。而8亿听众都是监督者,都是批评者,稍有不慎,都在“纲”上,只能小心翼 翼。事实上也出现过某些差错。为此,中央电台组成专门小组,广泛搜集有关林彪的言论,分门别类加以整理、分析,区别情况提出不同的处理意见,报上级认可后 遵照执行,从而统一宣传的口径。那时整理了厚厚的一本,但后来没有找到,也可能有细心者还保存着。
从林彪“九一三” 叛逃出走到公开点名批判,中央电台的宣传经历了一个严格掌握——适度放宽——又严格掌握的过程。这种宣传策略的变化都是从实际出发,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而 变化的,是从有利于稳定局势、有利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出发的。对于广播宣传来说,必须严格执行中央的政策和策略,审时度势,尤其在复杂多变的重要时刻,更要 严格遵守党的宣传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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