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主席重病期间,王洪文在中南海值班看护,根本不把毛主席的病情放在心上,不安心值班。他于1976年7月上旬就把钓鱼竿拿到毛主席住地开始钓鱼。
7月中旬,王洪文又提出要打鸟,把汽枪拿到中南海,就在毛主席住地到处打鸟。在车上说,这个地方那么多鸟,没有人打,我来打。
7月20日左右,王洪文在毛主席住地值班时,又要游泳,马上从上海要来高级游泳裤,游了好几次。有一次在车上说,本来这里游泳池的水,可以加温到三十度,他们不肯烧。
8月中旬,王洪文在值班时经常看电影,有时他亲自打电话给文化部的刘庆棠要电影片。有一次他在车上说,今天又看了个《基度山恩仇记》,这个片子很有意思。还说抽时间把这本书和《红与黑》这本书看一下。
8月20日左右,王洪文在值班时早晨五点钟就打电话,叫工作人员给北海公园联系,要去北海公园钓鱼,联系后,下午三点左右就去了,连钓了两次。
毛主席逝世,开了追悼会不几天,王洪文就在他自己的住地下象棋、看电影,又到八一靶场去打靶。这位副主席,已成了十足的公子哥儿!
王洪文有闲有忙。在“四人帮”处境不妙的时候,他钓鱼他打鸟!一旦“阶级斗争”的弦拧紧了,他就显得忙碌紧张了。
在1976年7月1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两报一刊社论中,忽然用黑体字公布了毛泽东在1964年12月12日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
“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员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
毛泽东的这一段话,是十二年前讲的。姚文元手下的秀才们,却把这些话放进了七一社论。姚文元的用意是很清楚的,提醒人们重新“警惕”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亦即“走资派”。
随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一步步深入,“四人帮”开始第二次揪“走资派”。在他们看来,光是打倒一个邓小平,还远远不够。
邓小平虽然被撤职,他到广州去“休养”了。在那里,他得到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保护。叶剑英也不时与正在“休养”中的邓小平保持联系。
王洪文说过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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