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临走时,江青就有点别扭,穿衣服系扣子时,手也有点不听使唤,汗随即就下来了,她的情绪也随之坏了起来。出屋时她非说被风吹着了:“我不能去了,你们怎么看的这个风向啊?你们这是软刀子杀人啊!”本应有江青出席的场合而她没有到,这在当时是很严重的事情。
其实那天我们并没有报错风向,因为钓鱼台内的一座楼顶上专门有面旗子,随风飘摆显示风向,我就是据此报的。但江青坚持说我没报准,结果让我停职反省。当时江青身边就我和小张两个护士,我一停职,小张就辛苦死了。
于是有关领导就找我谈,让我向江青当面承认错误,以便赶紧恢复工作。但我觉得如果自己真的错了,可以检讨,但此事纯粹是江青借故生事,自己一点错误都没有,如何检讨,就坚持不认错。
僵持了几天,大家都很敬重的支部书记程汝明也来劝我:“你要是不去认错,那小张就累死了!”他同时也去做江青的工作,说不能两边都拗着。江青也感到还是需要我,才没有非逼着我做检讨就让我回来了。
我在的那段时间,江青更多的精力都集中在对政治地位和更高权力的强烈追逐上了。这一点,我们通过一些细小的事情的观察也能感觉出来。例如江青收到信函,信封上写的是“毛泽东夫人收”,她看了就特生气;写“江青同志收”就好一点;要是写着“江青政治局委员收”,她就很高兴地拆开看。
在江青身边工作比较辛苦,感觉难伺候,更主要的是在于她有许多习惯和讲究。比如她用惯了的东西,到那里都要带着;她习惯了的方式和规矩,到那里都要保持。因此她的出差就像大搬家,什么她常用的东西都得带上,包括夜间用的马桶。因此随江青出行是极其累人的。
在诸多讲究中,可以称最的是江青卧室的布置。她的讲究并不是要求多么豪华奢侈,比如到大寨,住的是窑洞,房间内的用具也很普通,她也照样住。但她对所到之处的卧室内陈设的布置却一丝不苟,必须和她在北京的卧室一样。
比如,桌子、床铺与房间窗户、门所对应的位置,床头的朝向,她上床时的走向等等,都要和她在北京时的一样。她经常用的小物件摆放的位置,什么东西放左手边,什么东西放右手边,都要保证她能和往常一样,按习惯顺手就能拿到。因此每到一个新地方,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尤其是护士们就特别忙碌,要搞一番大挪移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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