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出于限制州牧权力这个考虑,加上国家分裂,割据政权各行其是(譬如三国魏吴都设荆州),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州越来越多,辖区倒是越来越小,到南北朝末年,北周和南陈加起来,居然已经有253个州,而下一级的郡不过698个,基层的县亦只有1562个。这实在是机构臃肿到不能不改的地步了,隋代平陈后罢天下诸郡,等于是把州降级到原来郡的地位,隋炀帝干脆又把州改名为郡,绕了一圈又回到秦代的老路上去了。唐代沿袭隋制,但中央直接管理几百个州实在过于困难,唐太宗就苦于记不住各地长官名字而将其写于屏风之上,中唐之后,遂又变成道州县三级体制。
虽然州在唐代的地位下降,但对中国地名却影响深远。不像秦汉的郡名毫无规律,唐代州名整齐划一,一律是单字加州,许多名字今天也是广为人知的。比如“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苏州、杭州,以及闽粤两省的省会福州、广州;而“扬州”也是在唐代从九州中泛指长江以南搬到了今天的江北。
但唐代的州制也有例外,自从开元元年(713年),唐玄宗把国都雍州(今西安)升为京兆府,把陪都洛州(今洛阳)升为河南府后,“府”俨然就成了拥有特权的州。到宋代就出现了“州郡之名,莫重于府”。府都由州升迁而成,等级均为上州;比如南宋的“行在”杭州升为临安府。好名字自然人人向往,于是府就变得越来越多,到明清更是成为主流,故此才有了“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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