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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党校专家:为已盖棺但未论定的华国锋正名

“文革”之后召开的第一个全国性会议,是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主题是恢复和发展农业。华否定了“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粗暴批判,正面肯定了发展生产力:“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粉碎‘四人帮’这场大革命,清除了破坏生产力、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大祸害,被‘四人帮’长期压抑的广大工农群众的革命生产积极性迸发出来,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大有希望了。”〔《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1976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1976年12月28日。〕语言虽然充满意识形态色彩,但透露出来“抓生产、抓生活”的意向。华主政两年多,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的全国性会议,主题都是计划、生产、科技、教育、财贸、引进等业务,比如:1976年2月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1977年3月全国计划会议,3月中央工作会议(议题之一是商定当年的国民经济计划),4月到5月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11月到12月全国计划会议;1978年2月到3月五届人大一次会议(议程之一是讨论《发展国民经济的十年规划》),3月全国科学大会,4月到5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6月到7月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7月到9月国务院务虚会。

按照官方叙述,“重点转移”是“文革”之后的历史性转折,而这个战略是邓小平最早提出的。已有著述还把它说成是与“两个凡是”较量的结果,若隐若现地划出一条华国锋与邓小平对立的线索。事实并非如此。

问题是从结束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时间提出的,追溯起来,最早还要说是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作的报告。华和高层的设想,是揭批“四人帮”的清查运动在年内或稍长一点时间“分期分批基本查清”,至于深入系统地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动世界观”,“是长期的更为艰巨的任务”。〔华国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1977年8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42页。〕即揭批“四人帮”分为清查和理论批判两个方面,清查运动大抵在1977年内告一段落,或者再稍微延长一段时间;理论批判则作为长期任务进行。

十一大后,协助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邓小平,从军队工作的角度考虑早些结束揭批运动,尽快将军队的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8月23日,复出才一个月,邓小平就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透露了这个意思:“华主席提出当前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是我们的纲,而且一定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但这总也有一个时间限制嘛,这就是说某个时期总有某个时期的纲。”邓没有直接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甚至还说“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是肯定的”,但强调的重心是“某个时期总有某个时期的纲,某个部门总有某个部门的纲”。〔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军委座谈会上的讲话(1977年8月23日)。〕或许应该更多从政治策略的角度理解邓的想法,其意图可能是以局部替代整体的方式,淡化和置换“阶级斗争”的“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