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己克家——孩子眼中的严父慈父
刘瑞龙一生艰苦朴素,克己克家,廉洁奉公,两袖清风。他最反感的事,莫过于请客送礼、吃吃喝喝。不论什么人送礼,他都是一概谢绝。“文革”前,刘瑞龙在华东局农办工作时,一次去苏州视察,苏州地委的同志托司机送他一盒百合。他知道后发了脾气,对司机说:“怎么拿来的怎么退回去!”司机只好将百合送回了苏州。
刘瑞龙与家人
刘瑞龙一向公私分明,公家的东西分文不沾,公家给他配备的专车,家里人是不能使用的。夫人也是农业部的离休干部,身患严重的肺心病,但每次去看病,都是转乘好几路公共汽车到医院。像这样“不近人情”的事例的确太多了,以至于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家里人也都习惯成自然,都自觉地遵守他为大家立下的规矩,有了困难自己想办法解决,绝不利用他的地位和威信办私事。
刘瑞龙对子女要求十分严格。小时候,碗里的米粒没有吃干净,他就教育他们一定要爱惜农民千辛万苦种出来的粮食。延淮、延东当年独自在北京上高中,家里每月只给20元钱,其中包括寒暑假回上海的路费。那时家里人口多,经济负担重,但刘瑞龙总要省下钱接济生活困难的烈士亲属。刘瑞龙还将朱文英烈士的母亲姚老太太接来生活在一起,孩子们都尊称她“婆婆”。1961年,刘瑞龙调到华东局农办工作,婆婆也随到上海。刘瑞龙对婆婆就像儿子对待母亲,下班回家后,只要有时间总要陪婆婆下一会儿五子棋,让婆婆高兴高兴。“文革”中,造反派强迫婆婆揭发刘瑞龙的“问题”,年近九旬的婆婆就装耳聋,说:“你们说什么?我听不见。”20世纪60年代,一位烈士的女儿到上海治病,生活无着落找到了他家。刘瑞龙跟夫人商量,腾出一间房让她住,还为她提供生活费用。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刘瑞龙受到冲击被关押时,她才离开。刘瑞龙说:“他们的亲人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们活着的人,就一定要把他们当做自己的亲人来看待。想想死去的战友,我们生活艰苦一点又有什么呢。”
刘瑞龙对孩子很严,却很少大声地训斥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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