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陪蒋回京后,立中“连环套”,被蒋背信强留下来。张学良1936年12月31日被军法大审后第二天(1937年元旦),西安人民游行向蒋介石抗议,杨虎城发表《告民众书》。
被迫出国时的杨虎城一家
在这篇《告民众书》里,显然在张学良被军法大审的气氛下,在西安人民的群情愤激下,杨虎城竭力在自制,在力持大体,肯定了西安事变的正确导向,肯定了蒋介石“对于我们的主张完全采纳了”,他对蒋自食不咎既往的诺言而军法大审张学良的事,避开不提,这样做,显然是留有余地,以便善后。
但是,在这种公开的《告民众书》以外,杨虎城对张学良的处境,并非避开不提,而是据理力争。他在致电表示“汉公亲送委座入都,蹈刑辟而若甘,示大义于天下,果有人心,能不感动!乃竟扣留汉公,纵兵西进”后,又在1月5日致电蒋介石明说:“此间情形,张副司令一日不归,即西北军民一日不安。”
两天以后(1月7日),蒋介石回电,虽然保证说稍缓即为张学良“复权”,可是事实上,张学良的公权,却一连近六十年都没被恢复。
杨虎城等人当年的疑虑,自非无因。这种疑虑的细节,在他们1月5日的“歌电”中,有详细说明。
就在1月5日同一天,国民党发表黄埔嫡系的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孙蔚如为陕西省政府主席,王树常为甘肃绥靖主任,杨虎城、于学忠撤职留任。同一天西安各救亡团体举行联合大会,要求释放张学良。到了2月5日,杨虎城等人发表《和平宣言》,再度拆穿国民党的无信与不识大体。
在杨虎城等人“谨此宣言”之后十天(2月15日),国民党三中全会开会了,杨虎城、于学忠也做了“提议实行改组政府、收容各党各派人才、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办法,以求全国一致积极抗敌”的提案,但是三中全会却决议说:“不问其内容如何,惟既出以叛逆之行为及威胁之方式,显系托词造乱,实国法军纪所不容,应不予置理,以绝效尤。”——国民党显然蛮不讲理了,“不问其内容如何”,一律要蛮干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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