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 年1 月7 日早晨,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在进入遵义之后,时任临时中央负责人的博古,与周总理商量:“现在大家的思想比较混乱,我看有必要统一一下思想,研究一下下一步的战略部署。”
“这样很好!”周总理表示赞同,并说道:“大家要求开会的呼声很高,高级将领中不少人有牢骚,如果大家思想不统一,那么下一步的工作就很难开展。”
很快,周总理就和博古商量决定,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扩大会议,由博古在会上作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的总结报告,由周总理主持会议并作军事问题的专项报告。
差不多一个星期之后,即1935 年1 月15 日,在遵义老城子尹路上的一幢两层花园洋房里,会议正式召开了,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
在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之时,博古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失败原因归于反动力量的强大,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军事顾问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的错误造成的。
紧接着,周总理就军事问题在会上作报告,他直言不讳地点明了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战略战术的错误。在作报告的过程中,周总理主动承担责任,并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军事顾问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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