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上海法租界环龙路(今南昌路)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之间,有一片石库门建筑叫做渔阳里;此处有一条南北贯通的弄堂,靠近环龙路的一段是老渔阳里,靠近霞飞路的一段是新渔阳里,因许多中国共产主义先驱常匆匆穿行,所以它被誉为“共产主义小道”。
当年,在其中两幢石库门房屋里所发生的一切,犹如迅雷划破黑暗夜空,唤醒了沉睡中的人们。
老渔阳里
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成立地点
1920年春,被毛泽东誉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的陈独秀抵达上海,寓居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他主编的《新青年》也随迁于此。
这里曾是原安徽都督柏文尉住宅,被称为“柏公馆”,坐北朝南,砖木结构,两楼两底,红漆窗檐比较典雅,花岗石门框的过梁两端有刻纹雀替。
陈独秀入住后,楼上厢房为卧室,也有书房;楼下客厅有一只皮面靠背摇椅,一块小黑板上写着“会客谈话以十五分钟为限”;旁边的厢房就是《新青年》编辑部,参与编刊的李汉俊、陈望道、沈雁冰等常在此挑灯夜战。不久,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经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会见陈独秀,就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一事进行了商谈。
在筹建党组织的同时,陈独秀等积极深入到工人群众之中。
1920年4月2日,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召开成立大会,陈独秀在会上作题为《劳动者底觉悟》的演讲,指出:“社会上各种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并希望“做工的人快快觉悟”,第一步争取“改良待遇”,第二步“要求管理权”。
4月18日,在陈独秀等支持下,上海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电器工界联合会、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中华工界志成会、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药业友谊联合会等7个工界团体代表召开联席会议,筹备首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会议决定在5月1日这天,除了电车、电灯、自来水、电话、电报等公共事业,其他各业均须休息一日,工人群众列队游行以示纪念。
4月29日,上海7个工界团体发表《工界宣言》,其中申明:“我们上海工人今年举行破天荒的五一运动,因为五月一日,是世界各国工人得着八点钟工制幸福的日子。我们纪念它的意思,第一是感谢各国工人的努力;第二是喊起中国工人的觉悟。”
5月1日,由于反动军警阻挠,不得不几次更改会场;下午3时,大会正式开始,在场数百人热情高涨,挥舞红旗,高声歌唱;工人代表首先慷慨演讲,学生和商界代表也相继发言。大会通过决议:一、要求每日八小时工作制;二、组织真正的工会;三、各业工人要联合起来。然后,大会在“劳动万岁”的口号声中结束。这是上海第一次有组织、大规模地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
1920年5月,陈独秀在老渔阳里2号发起建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邀请邵力子、陈望道、李汉俊、戴季陶、沈玄庐、俞秀松、沈仲九、刘大白等参加,组织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酝酿建党工作。
那时,毛泽东由北京到上海,曾赴陈独秀寓所拜访,讲述了湖南改造促成会的一些计划,还听他谈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他一起谈论马列书籍和政治信仰;后来,毛泽东在陕北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见面时说,这段时间“是一生中最关键时刻”,“到1920年夏,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林伯渠的《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也回忆:“我到了上海会见陈独秀,遂加入当时的上海的共产主义研究小组……一九二○年——一九二一年一月期间,我在上海一共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座谈会四五次。”
1920年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在老渔阳里2号经两次开会商议,决定建立党组织,并起草具有党纲、党章性质的若干条文,确定通过劳工专政、生产合作等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8月,经征询李大钊的意见,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上海成立,定名“中国共产党”;11月,拟定《中国共产党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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