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后,他被上海市军管会公安部委派为公安局榆林分局的接收干部,成为接收上海的军代表。
他穿上军装,戴着上海军管会的臂章,昂首阔步地走在上海的大街上,看着群众投来羡慕的目光,欧震认为自己“时来运转”了,内心潜在的私欲开始慢慢膨胀起来。
终于,在查处国民党军官毕晓辉的案件中,他再也忍耐不住了,通过威逼利诱的手段迫使毕晓辉的妻子朱氏就范。
得到朱氏后,把她包养起来,朱氏把以前做官太太期间的私房钱也拿出来,两人偷偷地在外面过起小日子。
欧震被抓后,榆林分局逐级上报案件情况,各级领导对此十分重视,认为欧震的行为十分恶劣,典型的“五子登科”行为。
何谓“五子登科”呢?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大员接收上海,他们在上海大搞“五子登科”,也就是争相抢夺“金子、房子、车子、票子、女子”。
国民党的行径,让饱受战火的上海人民大失所望,好不容易赶走了日本侵略者,本以为可以过上好日子了,没想到国民党让大家更遭殃。失民心者失天下,国民党在人民的一片反对声中溃败了。
1949年5月10日,在上海解放前夕,陈毅同志在丹阳集训南下干部会上,有段意味深长,发人深思的话:
“我们是去解放上海、改造上海的呢?还是被上海人撵走?叫上海人改造了我们呢?我们是红的大染缸,要把上海染红,不要我们红的进去,黑的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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