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后的处理看,斯大林同志尽管在解决这样的问题,但重视程度是远远不够的。而反观中国,到1959-1960年,中国某些省份也因为官僚主义的问题发生了“高征购”并导致了局部饥荒。在力纠“五风”、解决现实困难之后的第一时间,毛主席就召开了被称作“出气会”的“七千人大会”,其后又发动了一系列的运动来解决这样的问题。
3、从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在的毛主席亲自主持下以《人民日报》和《红旗》编辑部的名义,相继发表9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指出,赫鲁晓夫在苏联实行了一系列的修正主义政策,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使苏联的资本主义势力急剧地膨胀起来,并且正在毁灭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
文章写道:“经过这一系列的变动,苏联特权阶层控制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赫鲁晓夫在‘反对个人迷信’的幌子下,丑化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这实际上是为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赫鲁晓夫破坏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实行资本主义的利润原则,发展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瓦解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
解析:看到赫鲁晓夫的一系列“倒行逆施”,毛主席很早就预言了苏共的亡党亡国以及苏联解体的最终命运。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政策,在苏联滋生出了一个凌驾于人民之上的“特权阶层”和“新生资产阶级”,导致了苏联社会内部阶级矛盾的激化,进一步又传导斯大林没能妥善解决的民族关系问题上,最终演变为民族矛盾的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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