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的反教条主义斗争,以刘伯承泪洒怀仁堂和萧克、李达、郭天民、李钟奇等被撤职、降职、淡出军界而降下帷幕。一年后,彭德怀在庐山饱受折磨,承受了远比刘伯承悲惨的磨难。
同是中国革命的一代元戎、伟大的军事家,彭德怀与刘伯承两位开国元帅,他们在兵法谋略上的大智大勇,在革命生涯中的丰功伟绩很有相似之处。
然而由于各自的秉性、文化素养、处世风格不同,在错纵复杂的战争年代,他俩在若干问题上产生分歧,酿成误会,以致于形成纠葛。
这种误会和纠葛,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又或多或少地带入彼此的工作中,甚至使两位老帅产生冲突。同是“军界元宿,塞上长城”,彭德怀与刘伯承之间究竟有什么误会,又有什么样的是是非非呢?
第四次反“围剿”期间,时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发表了针对毛泽东、彭德怀“游击主义”的文章。“左”倾领导者实行大兵团集群作战的教条主义战略,彭德怀将攻打南丰在内的一系列军事指挥错误,记在了刘伯承身上。
彭德怀与刘伯承之间的鲜为人知的误会,源自于1933年2月开始的第四次反“围剿”。
刘伯承是1931年12月上旬进入中央苏区的。这位正值不惑之年、曾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三年的“留洋科班生”,由于资历甚老,参加过辛亥革命、护法战争和北伐战争,参与发动、领导了泸州、顺庆起义,1927年8月又指挥过南昌兵变,因此有着“党内吴孙”之美誉。
1930年10月从苏联学成归国后,他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共长江局军委书记。到达中央苏区后,始任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1932年5月兼任瑞金卫戍司令员。
在同年10月上旬的“宁都会议”上,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毛泽东,被撤销职务后从前线返回。
在毛泽东失去军权的时候,刘伯承升任中革军委参谋长、红军总参谋长,协助接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和中革军委主席朱德,指挥红军应对即将到来的第四次反“围剿”。
刘伯承升职的1个多月后,在上海无法立足的临时中央机关,由博古带领迁到了中央苏区。
博古等人甫抵瑞金,就成立了以他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局,揽过了对中央苏区的领导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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