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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道出自己垮台内幕:都是这个女人害的

令人惊讶的是,陈伯达晚年所写的《求知难》,居然在1982年第10期的《读书》杂志上公开发表。

尽管署笔名“纪训”而未署陈伯达,这在当时也是一个奇迹!须知,《读书》杂志是三联书店出版的一本高品位的知识界杂志,在知识分子中享有颇高的声誉。笔者的文友、剧作家、作家沙叶新,曾对《读书》杂志有一句幽默而精辟的评价:“书可以不读,《读书》不可不读。”

须知,当时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6名主犯之一的陈伯达,尚在服刑期间。他被剥夺政治权利,怎么可能公开发表文章呢?

其实,这连陈伯达本人也根本没有想到!

既然《求知难》并不是陈伯达本人向《读书》杂志投稿,《读书》杂志怎么会发表他的文章呢?

在《陈伯达传》初版中,没有涉及幕后深层次的这一问题……

事情要从1982年4月22日说起。那天,有两位陈伯达的老朋友经过公安部门的批准,前去看望陈伯达。在这两位老朋友中,有一位跟周扬很熟悉。这位老朋友前些日子去看过周扬,跟周扬说起陈伯达。周扬说,如果可能,希望一晤陈伯达。周扬本人当时不便直接找陈伯达,就请这位朋友传达这一意思……

周扬,本名周起应,湖南益阳人氏,比陈伯达小四岁。解放前,周扬在上海从事文学界党的地下工作,而陈伯达则在北平做党的地下工作。不过,当周扬与鲁迅之间为“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之争的时候,陈伯达曾发表文章,主张“休战”。他们曾于1937年春在上海相识,又先后来到延安,在延安有过交往。

解放后,周扬一直是中国文学界的领导人,担任过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而陈伯达虽然不算是他的“顶头上司”,职务却总是高于周扬。他们曾一度都住在北京中南海,而且是邻居。不过,他们各自忙于各自的工作,彼此来往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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