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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功赫赫的丁盛将军被开除党籍到底“冤不冤”?

“他们自言自语地说:‘睡着了,睡着了,以后再来看吧!’“第二天,徐景贤来看我,请我搬到锦江饭店去,说那里有冷气,条件好一些,对治疗有利。我谢绝了。”根据丁、徐及《南京军区大事记》,这一晚应该是8月8日夜间,瘳说是9月初,显然是记错了。另廖说他是8月4日乘飞机抵达上海的,这距8月8日只有四天时间,说自己在上海市已经住了1个月,他们从未来过,恐怕是言过其实。再说,丁盛不打电话,上海市委并不知道廖到了上海,知道了以后不是马上赶来了吗?不是第二天徐景贤又专门来请廖搬到锦江吗?廖又说:“军区有人来上海看病”,显然是指丁盛,但丁盛已言明,他是视察完舟山后途经上海的,并不是专门去上海看病。此外,廖说丁与马等人“从晚上7点多钟一直谈到10点多”,而丁说他们是深夜才到的,廖说他们没有进房,而丁说他们是进房谈了一会儿。

这真是一个扑朔迷离、说不清、道不明的晚上!

廖再说,1976年10月7日,“四人帮”被抓后第二天,军委紧急通知:南京军区丁盛、廖汉生,江苏省委彭冲,许家屯立即乘专机到北京开会。当晚10时30分,军委办公厅通知马上去开会,廖说:“我立即起身,匆匆下楼。其他几个人也来到楼下,只有丁盛司令员还在澡盆里泡着呢,房间的门反锁着。于是,我又派人上去敲门,好不容易才把他叫出来。”

当晚参加会议的,有华东各省市、湖北和南京、济南、武汉三个军区的负责人,华国锋宣布,中央对“四人帮”采取了“坚决的措施”,全场爆发出热列掌声,这掌声,应该也包括了丁盛的吧。

10月9日上午,彭冲、丁盛和廖汉生一起找周纯麟谈话,分析在“四人帮”被公开揭露以后上海可能会出现的情况。10月10日,彭丁、廖等返宁。到南京后,立即召集军区常委、顾问、离休老干部作了传达,晚上,又召集驻南京地区的陆、海、空军和军队院校的军以上单位负责人进行传达。

根据廖汉生的以上描述,丁盛在粉碎“四人帮”之际并没有“准备武装叛乱”的反常活动和表现,相反,坦然得可以,要不,怎么还有心情在京西宾馆的大澡盆里泡个老半天呢?令人十分不解的是,其后丁盛突然被抛了出来,究竟原因何在?自称与丁盛“比较熟悉”的廖汉生,其中又起了什么作用?廖的回忆,始终没有对此作出令人信服的明明白白的交代。有人说,因为丁盛得罪了许世友自南京军区成立始,许世友就将其视为自己的“地盘”。廖汉生在回忆录中亦承认,许在文革中整人也不可谓不厉害:“仅以军师职干部为例:被以‘5·16分子’名义从领导职位上搞下来的干部就多达32人,其中军职13人,师职19人,被所谓办学习班交代问题的16人,其中初步平反的10人,包括已分配工作的5人,未分配工作的还有赵俊、黄振东等多人;进行‘背靠背’审查的10人,其中军职1人,师职9人;还有一些干部有所谓‘历史问题’……”。丁盛到任后,根据军区干部的反映,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平反工作,这传到了许那里,据说,许十分不满。有人说,因为丁盛得罪了叶剑英。

叶剑英的秘书张廷栋后来著书说,1969年10月下旬,“叶剑英被迁出北京,抱病辗转于湖南长沙、岳阳、湘谭和广州等地,受尽折磨”。当年底,在湖南安置的叶去广州治牙疾,“到广州后,广州军区的一些领导对叶剑英很冷淡,主要领导人根本不见叶剑英,而让一位副参谋长出来安排叶剑英的住行。他们不让叶剑英住原来住过的房子。……”。所谓主要领导人,指的是丁盛、刘兴元。笔者不知道有关丁盛得罪叶、许的说法有没有什么依据。不过可以确切知道的是,当丁盛急速从高位往下坠落时,落井下石者有之,而并无任何有份量的人伸之援手。丁盛虽已处处小心行事,但还是始终欠缺高层政治斗争历练,疏于防范(也可以说是防不胜防吧),为徐景贤这样的肖小所诬陷,终酿成后半生的悲剧!高层政治,即便对于一个久经沙场的军人来说,不也是太险恶了吗?

据《南京军区大事记》:1977年3月南京军区举行党委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对积极投靠‘四人帮’的原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进行了面对面的揭发批判”,随后,任命南京军区副司令员聂凤智为司令员。

《大事记》又称:“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共南京军区委员会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一日政干会字第119号命令,丁盛退出现役,由地方安置。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九日,中央军委纪委(1982)军纪复字第105号批复:经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同意开除丁盛的党籍在接受审查后,他由一个统率千军的将军落马成为一介平民。丁盛的一生功不可否,过不可讳,他的功过已由他自己的历史作了评说。丁盛退出政坛后和妻子儿女们生活在一起,每天自由自在地逛街购物,居家过日。谁又能料到这位普普通通的老人就是当年风云一时的丁盛司令员……丁盛晚年,据说经四野出身的总政主任于永波同意,由广州军区收回,按师级干部安置,惟政治待遇没有任何变化(生活待遇倒还算有所改善)。然而,人民没有忘记他。

据知情者说,1990年代,丁盛“仍以耄耋之年,时常应邀奔走于京津、赣粤桂琼、滇川渝和鲁豫等省市,他的老部下、老战友,包括不少同他从未谋面均已转业地方的干部战士,听说‘丁军长’来了,看望者络绎不绝,迎迓有加,情真意切,显示了他的人格魅力。以在昆明、成都、重庆为例,他的老部下一家一家请他去住,去吃饭,陪他去游玩,简直排不过来。他是从山城重庆调走的,旧地重游,军队和地方,凡是和他认识或有过交往的,还有大量的只闻其名,未谋其面的中青年人们,拜访探视者竟日盈门,令人感怀不已!

1999年9月25日,丁盛在广州走完了他八十六个春秋的人生旅程。虽然官方诸多留难,即使在去世后的称谓上,也处处设限——不能称“同志”,不能提及前任职务,甚至,不能称“红军战士”……,但还是有数百位老战友闻风而至,在听到消息后,不约而同地参加了“丁盛老人”的告别仪式。告别大厅里,一对晚辈夫妇送来的一副挽联,格外引人注目:“战衡宝平西康攻瓦弄人称大胆将军,离新疆出广东谪京沪众谓落难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