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9年，中国和美国开始考虑重新恢复两国的外交关系。这两个国家曾经是长达两个世纪的贸易伙伴，二战时期做过4年盟友，成为冷战敌人也有20多年。考虑到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后苏联入侵的可能性，毛泽东开始在朝鲜战争以后，首次决定加强与西方世界的联系，并派遣周恩来执行这一谈判。
尼克松此时正在寻求解决越南冲突的办法，并为了对付苏联而寻求长期合作，于是派遣基辛格担任跟周恩来打交道的人，通过谈判向中国示好。1971年，为了准备尼克松的访问，基辛格从巴基斯坦至北京的戏剧性到访，1972年2月尼克松的访问都是激动人心的大事件，帮助在邓小平时期中美关系的快速恢复做好了准备。
1966年至1969年中苏关系恶化导致1969年的冲突，邓小平和这一历史没有关系。但从1961年至1963年，他带领一组人马起草了给莫斯科的著名的9封挑起争端的信，1963年，他于莫斯科个人发表了中方最后一次的重要讲话超越了这些愤怒的交流。尽管在1973年晚些时候，他在周恩来的身边帮助执行谈判，邓小平也与向美国的开放无关，因为这时他仍在江西。
不过，邓小平的贡献在随后才发生。
直到1973年2月，林彪死后的16个月里，毛泽东才邀请邓小平回到北京。因为在1966年毛泽东非常严厉地批评了邓小平，毛泽东还不期待其他人能很快就接受邓小平，他也没有决定要启用他。因为走“资本主义路线”，邓小平之前被攻击得非常猛烈，这给毛泽东向其他人解释为何又让他回来带来了挑战。毛泽东的策略是，先解释说邓小平这位受人尊敬的党的领导人，过去是遭到了“林彪的不好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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