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没想到毛主席一生最得意的战争，竟然这个
敢问路在何方？湘江战役的重大损失，给红军广大指战员以极大的震撼，使他们认识到“左”倾教条主义给革命带来的危害。
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以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肯定了毛泽东等提出的红军作战原则，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同时，遵义会议也为毛泽东展现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提供了历史平台和机遇。
遵义会议后，为了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毛泽东根据当时的敌情、我情和社会地理环境，创造了一种特殊的高度灵活机动的作战方式，指挥中央红军在贵州境内和四川南部于广泛运动中声东击西，避实就虚，调动歼灭敌人，与40万国民党“追剿”军进行了著名的四渡赤水战役。
毛泽东实施高度机动灵活的军事指挥，运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使红军得以秘密、迅速、勇敢、坚决的行动，实行最大的机动，经常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争取在有利条件下取得作战的胜利。
毛泽东高超的机动灵活的军事指挥艺术，表现在指挥四渡赤水作战中巧妙地处理“走”与“打”的关系，以走创造战机，以打开辟道路，在运动中寻机击破敌军合围。毛泽东指挥3万中央红军疲惫之师，抗击40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在前有长江，后有乌江的狭窄地区，该走就走，该打则打，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走中有打，打中有走，把走与打、消灭敌人与保存自己辩证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国民党军队疲于奔命，十分被动。
而中央红军在运动中纵横驰骋，要打就打，要走就走，稳操主动。四渡赤水作战，主要目的是通过“走”使红军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转危为安。但毛泽东仍在运动中，寻找机会“打”，不放过任何消灭敌人的机会。他在指挥红军二渡赤水后，还歼灭了国民党军两个师八个团。这样的“走”与“打”，既不同于“有进无退的拼命主义”，更不同于“有退无进的逃跑主义”，而是把“走”与“打”有机地结合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