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向父亲介绍看过的一本书:苏联的政权结构,主要是三种力量,党、军队和克格勃。父亲评论说:中国和苏联不一样,我们的政权,主要是党。不过实际上,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的比重也不小。有一条,我们还不如苏联,苏联军队的政治影响力,还主要在中央;我们的情况,军队在地方上也乱搅和,搞得党政部门过不成日子。文化革命,三支两军,把事情搞坏了。
我问父亲:文化革命时你在军队任职,不是也有这个问题吗?
父亲说:当然有。三支两军的干部,又在军队任职,又在地方掌权,弄得谁也管不了他。北京军区解决这个问题的政策比较彻底:要么回部队,要留地方的,脱军装。不能一手握着枪杆子,一手又在地方党政部门抓权。
有一次,我谈到我在军队的同学也在做生意时,父亲说:这是小平决定的事。党的工作重点转移,搞经济,做生意,改革开放。这个事情,党内有阻力,如果军队再反对,事情就更难办了,就可能搞不起来。现在的办法,是把军队也拉下水,一块搞。这可以使改革开放减少阻力。小平也不会不知道这个办法的危害,可军队的事,小平也是难哪。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新中国是革命战争胜利建立起来的,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比重较大,这是中国革命的历史形成的。不过这里有个“与时俱进”还是“与时俱退”的问题,一个波拿巴特式的政权,总不能算是现代化的国家吧。也许唯其如此,我们才特别强调“党指挥枪”的原则。如果联系到我们党是执政党,所以我们的军队,实际上也是国家的军队、人民的军队,这样就和现代社会的国家政权“民权高于军权”的原理一致起来了。不过,“党指挥枪”,这还只是观念的约束,而不是有效的制度约束。在我们国家关于政治生活的法制尚待完备的过程中,就实际的情况而言,掌握军权者的自我约束,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应该抱定当年“为人民打天下”的革命宗旨,而不是“打天下坐天下”的观念,这是一个军队统帅的政治道德问题。在这个方面,我们的党和军队的历史上,有过一些深刻教训可资借鉴,如张国涛和林彪,也有许多优秀传统需要挖掘、继承和发扬。——这是我从中体会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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