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北京时,他和秘书、警卫都住在京西宾馆,吃住“一条龙”。中央的领导人似乎习惯下午和夜晚办公。他偏偏又起得很早,只能在花园散步。警卫们不敢懈怠,他一出门就必须跟着,这一点让他很不愉快。他要喝水时,勤务赶紧去泡茶;他要开门,警卫抢上前,他也不高兴,硬邦邦地甩出一句:“我又不是没长手。”走廊一个大吊灯,晚上要亮着,他总觉得浪费了国家的电,动不动就给人家关了。每天早晨起床,他害怕服务员来叠被子,就自己叠,自己扫地。
那时候电视还非常稀少,他的房间有一台彩电,服务员常跑到他的房里看电视。此时他异常高兴,给他们泡茶,脸上挂着慈祥的笑容。客人一走,他就自己洗杯子,倒烟缸,擦茶几。宾馆里的服务员们都叫他老陈,没人叫首长或是什么别的称呼。
中央要工农参政,就让他强化学习。他和王洪文一起进的政治局。每日下午就到他那里学习马列主义、《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每次回来就如大病一场,一副精疲力竭的样子。有一次实在烦了,他就给“王办”打电话:“你就说我不在了!”
在中南海与最高层的人们相处,使陈永贵感受颇深。吴桂贤是工人委员,两人有时碰面,倒有些惺惺相惜,可跟其他人相处不好。尤其跟张春桥搞不好,那个人一脸严肃,一本正经。陈永贵知道张春桥对自己有偏见,又不好当面反驳,总是躲着他。但是,万万没有想到,躲来躲去还是在涉及张春桥时一不小心出了问题。
1975年1月,陈永贵到广西参加贫下中农代表大会。许世友来陪他喝酒。陈永贵觉得许世友与自己同是大老粗式的,便跟许世友瞎聊起来。许世友在南京当司令员时,张春桥当过政委,他们两个人也是合不来。陈永贵认为和许世友有共同的话题,便没遮没拦:“他老说人家是个臭老九,我看他才是个真正的臭老九!”回到北京,周恩来请他去:“永贵呀,你在外头说过什么没有啊?”他想了想说,没说什么呀。
周恩来拿出一封信,是许世友写给毛泽东的。他不说自己对张春桥有看法,却借陈永贵的话来“客观”地写信,说陈永贵同志对张春桥有意见。陈永贵一看吓坏了。回到昔阳他就去找张怀英,进门的第一句话就是:“闯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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