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陈永贵早就感兴趣了,握住他的手说:“你是农业专家。”陈永贵被幸福冲得昏头昏脑,加上又不懂毛泽东的湖南话,便连连点头。
毛泽东向陈永贵介绍湖南菜,要他吃一点这,吃一点那。毛泽东边吃边问:“永贵多大年岁了?”陈永贵回答:“主席,我今年整五十岁。”毛泽东笑着说:“五十而知天命嘛。你搞出一个大寨,很好。”
回来后,陈永贵的干部们、老哥们看见他一个个眼泪巴巴。陈永贵知道大家此时的心情,他要大家不要怕。他兴奋地讲着北京的见闻,讲着毛泽东请他吃饭的一切细节。后来他说了一番从心底发出的话:“我是个农民,不但被选为人大代表,还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就座。这不是我个人的荣幸,也不光是咱大寨的荣幸,是亿万农民的荣幸,……我作为一个长工,毛主席还亲自接见,请吃饭,这是一个高得不能再高的荣誉了。”
农业学大寨在全国开始不久,毛泽东根据对国家政治形势的判断,为了防止“在中央出现修正主义”的问题,1966年5月,发动和领导了一场持续了10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许多劳动模范在这场“革命”中身心受到了摧残,信念被摧毁,也使一些劳动模范稀里糊涂走上歧途,栽进泥潭。陈永贵则凭着大智大勇,再一次把一场灾难化为机遇,不失时机地顺水推舟,使他和大寨更上了一层楼。
运动开始的时候他的心里也没底,他冷静地注视着动向。他知道,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陈永贵在大寨也是个当权派,虽说大寨没有人有胆子出来整他,但是外头的人他可管不了。有关他的出身问题的大字报就出了不少。
1966年11月,陈永贵带上了十几个苹果,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他到国务院说要找总理,支吾着说了3条:第一条是革命要搞,但生产也得抓。第二条,大寨现在很热闹,参观的人太多,每天五千人左右,把玉米棒子都掰了。第三条,说了当年所谓的“反党集团”,并说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些人都被整得惨,从省里、地区到县里的基层的好多领导都在挨斗,生产受到了影响,他内心十分焦急,想向周恩来总理讨教个什么办法。周恩来似乎看清了陈永贵此时的心情,意味深长地说:“群众运动嘛。”周恩来见陈永贵望着自己仍有点迷惑,于是就给了他几个“红卫兵”袖章。陈永贵立刻就明白了这场斗争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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