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事件前因后果 原市委书记终于说出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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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1-27 10:24:27

后来,报纸上对各国的唁电只作了摘登。更有甚者,“四人帮”凭着他们当时掌握的权力,无视人民群众的意志,玩忽人民群众的感情,要治丧委员会发出一个通知,要求不准设灵堂,不准戴黑纱,不准送花圈。这几个异乎寻常的不准,竭力缩小悼念周总理的规模,贬低周总理的功绩,自然要激起人民群众的强烈反抗。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干部,终于认清了“四人帮”的丑恶嘴脸,愈是不准,愈是要突破它。正义的力量敢于蔑视“四人帮”的淫威,同“四人帮”的势力较上了劲。

对于治丧委员会所发的那个通知,北京市没有传达。当时,北京市的黑布、白纸都卖光了。


天安门事件前因后果 原市委书记终于说出实情

  1976年十里长街送总理照片

1月11日,周总理的遗体火化时,北京医院至八宝山沿途,一二百万人肃立严寒的街头,表达对周总理的怀念和哀思。多少人含着悲愤的眼泪,多少人痛哭失声。

1976年3月29日至30日,南京市的学生和市民自发地举行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游行,有人还贴出“保卫周恩来”、“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的标语。他们甚至把标语贴在南来北往的火车上。这些举动引起了“四人帮”的恐慌。3月30日,王洪文在电话中问《人民日报》的一位负责人,你们报社在南京有没有记者,如果有的话,就让他们“反映重要情况。”王洪文还说,南京大街上贴出打倒张春桥的大字报,“那些贴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制造舆论”。因为江苏省委有走资派,所以,南京事件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

从这天起到4月26日,王洪文、姚文元等先后给《人民日报》负责人打了24次电话,其内容是:一是把群众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定性为反革命性质;二是诬陷邓小平;三是打击敢于同他们作斗争的群众;四是为他们篡党夺权制造舆论。

从3月底开始,北京的学生、工人、机关干部、各界群众,不顾“四人帮”的阻挠,纷纷走向天安门广场,以敬献花圈、朗读诗词、发表演说等形式,悼念周总理,怒斥“四人帮”。


天安门事件前因后果 原市委书记终于说出实情

原北京市委吴德

北京市委为了不激化矛盾,曾向基层党组织发出《通知》,要求各单位在本单位举行悼念活动。但基层组织没有照办,依然纷纷去天安门广场。当时的洪流只能渲泄不可阻挡。市委没有再作任何禁止和反对,而是要求各级干部、卫戍区指战员、公安人员和民兵,维护好天安门广场的秩序,引导群众安置好花圈,加强巡逻,防止现场失火。

4月1日,中共中央通知各地,称南京事件是“扭转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要各地追查“幕后策划人”和“谣言制造者”。也就在这一天,山西的一位青年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贴了一首后来广为流传的诗词: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4月2日,姚文元打电话给《人民日报》负责人说:这是一股“反革命逆流,看来有个司令部。”他还说:“到天安门前纪念碑送花圈悼念周总理,和当前批邓精神不相适应,是针对中央的,是破坏批邓的。”他指示报纸“要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掌握斗争大方向。”第二天,姚文元打电话称,是否写一篇社论,题目叫《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先讲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形势大好,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已经很孤立。“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然后讲“阶级斗争是很激烈的,要提防阶级敌人的破坏,要追查谣言。”至于社论写些什么,姚文元已经想好了。社论写好之后,他又加了几句话:“必须从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去分析运动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倾向和口号的阶级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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