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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坑爹：刘伯承被亲儿子告发，险些丧命

毛泽东、彭德怀的讲话，无疑使会议进一步升温，斗争愈演愈烈了。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军委扩大会议继续进行，批判军队工作中的教条主义、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党宗派活动等。

这时候，在外地养病的刘伯承接到军委指示，赶回北京参加会议。

由于头天晚上思考问题彻夜未眠，在火车上又没有合眼，到北京一检查，已是青光眼的眼压高达73度，不得不住进医院，一面治疗一面准备检查材料。

此时的刘伯承，对眼前的处境十分明了。他心里非常清楚，为了党内团结，为了大局，也为了一批被划线的同志少受牵连和少受处分，自己只有作出违心的检讨，才能与北京保持一致，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展。

7月10日，66岁的刘伯承由人搀扶着走上讲台。他的检讨，既有事实求是的说明情况，也有违心的自我批判。

他把所谓的“另一条军事路线”的罪责一肩扛了下来，把自己钉在了“教条主义”的铁板上。整个检查中，刘伯承语调低沉，中途多次哽咽着几不成句。

然而，那时的党的生活已不完全正常，刘伯承想保护一批同志的良好愿望被无情的事实所击碎。这场反教条主义的斗争继续如火如荼地进行，并逐步走向高潮。

除了刘伯承和南京军事学院，还揪出了一个所谓以国防部副部长兼训练总监部部长萧克为主帅、训练总监部副部长李达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一批高级将领被打成了“反党分子”。

这时，被点名的人只能坐在被告席上接受批斗，没有说话、申辩的权利。

南京军事学院训练部长蔡铁根在会上说《共同条令》是经彭总修改，军委例会通过和毛主席批准的，话未说完，即被人连哄带扭，被关押起来。

很快地，这位红军时期的师级干部被定为大右派，开除军籍解押新疆劳动改造。

发生在1958年的这场颇有声势的反教条主义斗争，最终以刘伯承泪洒怀仁堂和以他为头面人物，包括萧克、李达、郭天民、李钟奇等一批著名将领被撤职、降职、淡出军界而降下帷幕。

仅仅相隔一年多，彭德怀在庐山那场与反教条主义如出一辙的政治斗争中，饱受折磨，承受了远比刘伯承悲惨的磨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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