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报告中对百团大战的批评,并不是针对彭德怀的,是对整个晋冀鲁豫抗战工作的总结。
而且,刘对这些问题结合自己作了自我批评。但是,令刘伯承始料不及的是,他的报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刘伯承在报告中提及百团大战,具有两个方面的特殊意义。一是这是党内军内在正规的场合首次对百团大战作出的批评性评论。
对于百团大战,当初几乎所有人都唱过赞歌,毛泽东也曾作了喝采,并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给彭德怀发过电报:“百团大战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组织一两次。”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由百团大战引起的后续问题相继暴露出来,因而在党内军内形成了颇大的争议,但这些争议都是非正式场合的。刘伯承的报告则是首次在会议上对百团大战提出意见,其评价的性质当然有所不同。二是刘在报告中提到的游击战与运动战结合不够的问题,很快地引起了中共主要领导特别是毛泽东的共鸣。
抗战初期,毛泽东主张独立自主地开展山地游击战,而彭德怀在这种转型时期对游击战的概念把握得不太准确,对王明提出的“运动战为主的战略”没有加以反对,毛泽东对此是有看法的。
因此,毛泽东觉得刘伯承对于彭在游击战问题上以及百团大战的批评,是准确和恰如其分的。
百团大战的争论给彭德怀带来了很大的政治麻烦。1945年2月至7月,即中央“七大”召开前后,在延安断断续续召开了为时43天的“华北工作座谈会”。会议原本是为了总结华北敌后抗战工作,但由于康生的发难,加之受到中共整风运动中“左”的因素的影响,转变为一边倒的对彭德怀的批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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