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熊向晖同志长期在情报与外交战线上工作,最近由他本人撰写的《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一书,记载了他一生经历中不少难忘的片断,现摘录其中的一则,以飨读者。”
一
1974年5月20日下午3时许,原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打电话通知我:总理今晚7时宴请黄春谷夫妇,命我参加。青长同志让我提前半小时到达北京饭店西一楼会客室。
黄春谷夫妇是美籍华人,在檀香山经营杂货店,不久前到北京旅游。黄春谷对接待人员说,1913年到1917年,他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时和周恩来是同学,那时周恩来还有个名字叫周翔宇。如果方便,他想见见这位老同学。
总理正在病中。5月6日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抵京,5月11日巴基斯坦总统布托抵京,5月17日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抵京,都由邓小平副总理主持欢迎宴会和会谈。外交部有关负责人向这三国元首解释:周恩来总理年事已高,身体不好,医生让他尽量减少外事活动。外国记者作了报道。我不理解,病中的总理为什么要宴请黄春谷夫妇。
当晚6时半,我到了北京饭店,恰好碰上青长同志。我们走到那间会客室,刚交谈几句,总理进来了———比预计的时间早20几分钟。
我已有一段时间没见到总理了。他更显得清癯,脸上的老年斑也似乎增多了。但他握手时仍然那么有力,双目仍然那么炯炯。
总理说,本来打算不见黄春谷,看到他写给我的问候信,叫我“翔宇吾弟”,是老同学的口气,不落俗套,我很欣赏,决定还是见见他;既然见他,也就见见他的夫人。如果他在信里叫我“总理”,写些恭维话,我就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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