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由于在“九一八事变”中执行不抵抗政策,备受国人苛责。热河沦陷后,张学良引咎辞职。1933年3月12日,张学良与夫人于凤至、女秘书赵四小姐等人悄然南下上海。
得知张学良一行将抵沪,杜月笙便把福煦路181号已关闭的赌场装饰一新,请张学良入住。杜月笙和张学良并无深交,现在见张学良处在倒霉的时候,觉得正是结交的好机会。这个时候拉他一把,他将来是不会忘记的。
然而不久后,福煦路的大门口出现了一颗炸弹,炸弹的引信被拆除了,不会爆炸。和炸弹在一起的,还有一封信,信上说:“请张学良这个卖国贼即日离开上海,否则,第二颗炸弹送来,定叫他粉身碎骨。”
炸弹和信,被杜月笙派的保镖发现了。杜月笙一看,又惊又怒。他觉得这是对他的公开挑战。张学良来上海,由他负责出面招待,上海尽人皆知。再说,这炸弹要是真响了,伤了张学良,杜月笙今后在上海滩还能混吗?这个台,杜月笙是绝对坍不起的。
经调查,杜月笙得知这件事是王亚樵干的。他叫来手下顾嘉棠,设法去见王亚樵,试图花钱免灾。但王亚樵郑重声明,此举是为国家民族大义,立誓分文不取。通过顾嘉棠,他让杜月笙转达张学良,要么马上回到北方去,重整兵马,向日本人开战;如果不战,请返回东北,自杀以谢国人。如果既不愿战,也不肯死,那么,请将全部财产交出,购买军火,接济关外的义勇军。“以上三条,张学良必须择一而行,否则,我的第二颗炸弹就扔出来了。”
杜月笙听了,微微一笑,让人转告王亚樵说:“张学良如果有罪,国家自有法律。你在上海私自行动,张学良是我的客人,我有保护之责。我觉得,我们之间不必要有无意义的牺牲。”
王亚樵觉得,在上海滩,要真和杜月笙抗衡,他还是有些力不从心的。于是,王亚樵对顾嘉棠说:“既然是杜先生的面子,那我就放宽一点,请张学良限期离开上海。不然,拼了我这条命,我也要履行诺言。”
听了顾嘉棠的汇报,杜月笙放心了。他又让顾嘉棠去对王亚樵说:“你放心吧,张学良在委员长的教诲下已经在奋发振作,洗心革面了。他现在正在请美籍医生米勒帮着戒毒。戒毒完成,最多不出一个月,他就要出洋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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