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源谈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何在

2014-11-26 09:24:48 发帖人:鹰男 参与评论()人

彭真、杨尚昆两位老叔叔都分别问过刘源:“毛主席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要打倒你父亲?”真让人哭笑不得!这正是刘源一直想问他们这辈毛泽东、刘少奇的老战友,而又没好开口的问题。其实,何止成千上万的非当事者也在寻求答案,而我们又何尝不是成百上千次反复自问?显然,这已成为千古之谜了!来 自 西 陆 军 事 http://www.xilu.com

既然要坚决避免“文革”悲剧再度,就要深深吸取教训。必然的,非要解答、搞清“文革”的起因不可。

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合作与相同之处,已经讲了几十年。要解答毛刘为何分裂,大批老革命为何被打倒?毛为何要发动起全民搞个“天下大乱”,砸烂自己建立的“旧世界”?当然要致力于找出毛泽东与刘少奇、与大批老革命、与“旧世界”的歧异和矛盾。回避、掩盖这一事实,不管动机多么美好善良,无异于对历史和子孙犯罪。

“文革”伊始,毛泽东在《我的一张大字报》里就指出:要联想“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不久以后,又坦言决心倒刘起自“二十三条”之时。本文正是从1962年切入,重点叙述了政家学者无意或不愿涉足深究的、连当事人也几乎噤若寒蝉的“四清运动”的始末,分析毛刘的同异,探得“天壤之别”的两种指导思想。追流溯源,追到“新民主主义制度”;又山高水长,简括出两条“南辕北辙”的建国思路。这不就是毛所指责的“两条路线”?不正符合了毛所强调的“路线斗争”?无可争辩的是,没有“从不让步”的“原则问题”(毛泽东语),毛泽东决不会下决心打倒刘少奇和半数以上的老革命、老战友。若生前尚有被“逼宫”之虞,“响应者无几”,“我死了怎么办”(毛泽东语)?我们看到毛泽东确实是忍无可忍才“炮打司令部”。不过,历史和实践纠正了黑暗的10年中被颠倒的是非。

我们正是试图提出一种“文革”起源说,讲清“来龙”。至于“去脉”,不属历史命题所关注的范围,留给读者们去想。所以,也可能是解开了许多谜团,提出了更多的爆炸性大问题。正是这些大问题,曾经启发刘少奇去探索,并引导着集体智慧,凝结出光辉的邓小平理论。仍是这些大问题,驱使我们去追求,为新一代扫清道路,朝着充满希望和光明的未来迅跑!1998年,尽管有下岗风潮的苦恼,又抵抗了百年洪灾,但世所公认:相比周边邻邦及全球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相当不错。回忆、叙述、总结过去,总是要联想现实,我们会更深地感到:几千年来梦寐以求,中国老百姓第一次吃饱穿暖了;在这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国家的领导集体不也是历史上最团结稳定、少有错误的吗?看现实,又总要追寻过去:今天的一切又是多么的来之不易!

60年代前期,在中国大地上,展开过一场广泛深入的社会主义教育过去,通称为“四清运动”。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群众自我教育为主的运动,虽然夭折,但作为政治改革的一次可贵的尝试,与同时期成功的经济改革尝试一样,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尤其是刘少奇为中国民主进程所做的努力,启迪后世,在历史中闪耀着光辉。然而,也留下许多疑点、谜团和重大课题,待我们去解答。而毛泽东和刘少奇在运动指导思想上的同异,他们分歧的根源,至今都在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和判断,融于我们的言行。

“四清运动”的由来

1962年7月上旬的一天下午,阳光炽热。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游兴正浓。刘少奇快步走到池畔,亲热地问候毛。见刘来了,毛就在池子里发出质问:“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

刘少奇一惊,似乎觉得不便谈话,就在更衣棚里坐下,等毛上岸,坐到跟前,才说:“陈云、田家英是在党内谈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他们有想法跟你讲,没有错。”

毛泽东说:“不在组织原则,而是谈的内容!他们都找了你,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

双方显然都有些动感情。毛长期淤积内心的不满,倾泻而出,刘也要一吐为快:“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毛泽东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刘少奇冷静地讲了自己的想法,大意是三面红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标不搞,公共食堂不办等等。毛泽东,也平静下来,同意经济调整还得继续。

“文革”初期,刘源询问父亲,毛泽东的大字报批评“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是怎么回事,刘少奇的回答正是从这一幕开始的。

“大跃进”及随后的反右倾,造成国家一片混乱,万家墨面,千村萧索,经济濒临崩溃,人民忍饥挨饿,直至付出几千万生命的代价。“七千人大会”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却没有统一领袖们的思想,对如何克服困难出没有取得共识。大会一结束,毛泽东即去武汉了。

1962年2月21日,刘少奇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和大家共同商讨解决问题的办法,即通称的“西楼会议”。

讨论时发现当年的预算仍有巨额赤字,5年累计赤字十分惊人;商品供应量和社会购买力之间的逆差,不是缩小而是更大了;各方都十分吃紧。针对这一情况,刘少奇说:“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他认为国民经济处在“非常时期”,要求大家必须拿出一整套经济、政治方针,“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陈云同志在会上作了系统发言。之后,又在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讲话,对严重的困难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并提出克服困难的办法。

3月中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位政冶局常委,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同意多数常委的意见,也赞成刘提议的由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但认为不能把形势看得“一片黑暗”,还说赤字是假的,要求再议。

5月7日至11日,刘少奇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五月会议”),讨论中央财经小组关于1962年调整计划报告草稿。鉴于前三年经济调整不力,当时一些干部又害怕将困难估计过头而犯错误,刘少奇在讲话中强调:我看对困难估计过分些,危险性不大。我们多年就是因为估计不够,而陷于被动。共产党员的革命气概,应该是充分估计困难,而且在最困难的时候,还是挺起腰杆前进。

根据“七千人大会”的精神,中央决定,对近几年受过批评和处分的所谓“右倾”党员甄别平反。邓小平发言说:要来个一揽子解决,统统摘帽子。邓子恢谈农村工作时说道:适当扩大自留地,社员会满意的,在分散的地区有一些农户单干也应允许。会上还谈了许多有关工农业生产、内商外贸以及对外政策的问题。

刘少奇赞同这些主张,他有句名言,就是“要退够”。凡是超过现实可能性的都要退,退是为求得平衡。分田单干不好说,包产到户还是可以的。但是,在欣赏“冒进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平衡优于平衡”的毛泽东看来,“退”就是复辟。

事关重大,要请毛泽东作决定。正好毛的秘书田家英调查回来,向刘建议搞包产到户,刘少奇叫他请毛主席回来。田打电话说了一下情况,毛回答:好呀!过几天回京。田十分兴奋地向刘报告:看来主席是同意了。王光美提醒说:“田家英的话不准确,还是要先听听主席的意见。”她说对了,田家英果然领会错了毛主席的意思。

盛夏7月,毛泽东回到北京。陈云同志立即约毛,系统谈了各位常委都赞成的意见。毛当时只问了几个问题,未置可否。陈亦感觉毛不反对,只是仍在考虑。

毛泽东很快即通知刘少奇见面。刘赶到中南海游泳池,就发生了前面叙述的那一幕。

刘少奇回来感到压力很大,但经济调整能够坚持,总算长舒口气,以为雷霆已过。

1962年7月、8月,在北戴河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原定议题是讨论农村工作,生产、粮食、商业等问题。10天的预备会,讨论井然有序,富有成效。

8月6日,会议正式开幕。出人预料,毛泽东提出了阶级、形势与矛盾问题,他特别提出“中国有没有阶级,这是个基本问题”,“承认阶级存在,就应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的存在”。他进而提出:“如果无产阶级不注意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搞资本主义。”毛泽东的讲话石破天惊,原定议程全部被打乱。所有关于经济调整的紧急事务,根本无法再进行讨论。会议转向讨论毛泽东提出的阶级斗争问题。

在以后的会议期间,毛还多次发言和插话,说:“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时间就看出农村的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娶小老婆的……这是搞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搞资产阶级专政?”将“资本主义农业专家”的大帽子扣在邓子恢同志头上,从而上纲到“资本主义复辟”,谁反对三面红旗,谁就成了搞复辟的修正主义。

正值此时,彭德怀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八万言书”,为自己申辩,这本是一种维护党员最起码权利的作为,却被误认为是向党挑战,冠以“翻案”,遭到严厉批判。

在继而的发言中,毛泽东大批“单干风”、“黑暗风”、“翻案风”,危言:“三分之一的政权不住我们手里!”要坚决“反修、防修”,讲了那段著名的‘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以阶及斗争为纲”。

刘少奇本以为在游泳池的谈话,已经平息了毛泽东的火气,取得了理解。毛突如其来的狂轰滥炸,使刘大感意外。经过短暂几日考虑,刘在接下来的会议和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承认自己对困难估计得多了,同意毛的观点。他发言的有些地方,甚至比毛还有过之。是什么原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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