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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年汪精卫如何踏上万劫不复背叛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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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出处:历史真相 作者: 骑猪兜风 时间:2013-04-13 13:15:07

  汪精卫与蒋介石(资料图)  高宗武的秘密之行  7月22日下午17点,汪精卫在武汉的寓所里,见到了匆匆而来的周佛海。周佛海是专为高宗武一事与汪精卫商量对策的。急于开展“和平运动”的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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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精卫与蒋介石(资料图)

  高宗武的秘密之行

  7月22日下午17点,汪精卫在武汉的寓所里,见到了匆匆而来的周佛海。周佛海是专为高宗武一事与汪精卫商量对策的。急于开展“和平运动”的汪精卫和周佛海,希望利用高宗武再次去香港的机会,要他直接去东京,探听日本政府对实现中日“和平”的条件。6月23日晚九十点钟,正在香港的高宗武与周隆庠化装成日本人,他们先坐出租汽车到达日本总领事馆,然后换乘领事馆汽车,由领事馆派专人护送上一艘日本轮船,以此避开海关检查,顺利离开香港前往日本。(高宗武,时任中华民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周隆庠是亚洲司日苏科科长。)

  早在1938年2月份,经蒋介石批准,高宗武与周隆庠就到达香港,设立了一名为“日本问题研究所”的情报机构,对外则称“宗记洋行”。在此前,高宗武曾派日本科长董道宁到上海,暗中与日方人士联络。这一年4月3日,高宗武返回武汉后即向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的周佛海报告他在香港的“接洽情况”;然后由周佛海报告给汪精卫。4月14日,高宗武负“秘密使命”再次飞往香港。5月30日,高宗武返回汉口,向蒋介石、汪精卫、周佛海等报告与日本交涉的情况。蒋介石仍命高宗武返香港,继续探听日本情况。

  与以往几次的秘密出行相比,高宗武此次属擅自赴日,蒋介石并不知情。因为不经过蒋介石,高宗武有些犹豫。而周佛海向高宗武表示,等他乘上去日本的轮船后,他会向蒋介石报告,此事由他负责。高宗武由日本返回香港后,由此因为害怕而迟迟不敢回汉口。直到7月22日下午,周隆庠才拿着高宗武的报告到达汉口,周佛海看到报告后,立即找陶希圣到寓所,决定先将报告送至汪精卫,商谈对策。

  这一年1月16日,日本曾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府声明》,宣称:“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实际上透露了日方谋求“合作”的新政权的战略意图。

  高宗武此次日本之行,先后会见了影佐祯昭、参谋次长多田骏、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及陆军省中国课课长今井武夫等人。但迄今未见当时的记录公布,不过据当时传出的消息和当事人事后回忆,他们之间达成了两项协议:第一,接受日本提出的“和平”条件———承认“满洲国”,日本在蒙疆有驻兵权,中国参加防共协定和日本优先开发华北资源等;第二,决定要汪精卫“出马”。据影佐祯昭自传中回忆,这一点是高宗武先提出来的,高说,“汪早已痛感有迅速解决日中问题的必要,称道‘和平论’,而国民政府内部终究不能容纳他的主张。”“为促使今后日华间的和平,必须寻找蒋介石以外的人。但是,除汪精卫氏以外,难以找到其他人。”

  周佛海之所以在拿到报告的第一时间便急着见汪精卫,是因高宗武的报告中写有“日本是在希望汪先生出马”的字句。周佛海担心这句话会引起蒋介石不快,所以先来征求汪精卫意见。可汪精卫看过后却并没有像周佛海那样紧张,反而安慰周“没有关系”。

  汪精卫的“和平运动”

  7月22日当天,高宗武的报告连同他写给蒋介石的亲笔信,通过机要秘书陈布雷,送交至蒋介石手里。蒋介石并不知道汪精卫此前其实已看过这份报告,邀其与张群在三天之后共同商讨。

  蒋、汪此时的身份分别是国民党的第一、二号人物,直到此时,他们仍站在抗日的同一阵营。“卢沟桥事变”后,汪精卫曾情绪激昂地说:“目前时局已临最后关头,因此,我们要有绝大的决心与勇气来牺牲……我们如果不牺牲,那只有做傀儡了。”

  但中国军队一个接一个的失利使他渐渐产生了极度悲观与失望情绪。李宗仁回忆,1937年10月,他去拜访汪精卫时,汪曾一再问他:“你看这个仗,能够打下去吗?”据当时在其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汪精卫每当谈及抗战之事,总是“摇头叹息”说:“茫茫前途,不知要变成什么样子!”

  在汪精卫身边,与他持相似观点的一批人渐渐组成了一个小团体,他们包括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梅思平等人。周佛海原是蒋介石亲信,因这层关系,与汪精卫有很深的矛盾。然而通过长时间交谈,他们发现了彼此在对待中共及日本问题上的共同点,慢慢密切起来。周佛海回忆说,“汪先生的主张,是完全和我们一致的。”“所以我们当时无形中就以汪先生为中心,酝酿和平运动。”

  两国交战,历来有主战派有主和派,那时汪精卫提出“谈和”,“并不等于他投降、做汉奸,也不等于说汪那时已离开抗战阵营”。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黄美真说。而在当时全国各界抗日气氛高昂,国民政府内也以主战派为主流,汪精卫只能将此意见私下向蒋介石提出,蒋没有断然拒绝,通过德国大使陶德曼进行的会谈也在秘密进行中。

  但是7月22日蒋介石看到高宗武的信,由于信中有日本政府“希望汪先生出马”的字句,蒋见信后,“怒气满面”,表示今后与高断绝关系,并下令停发高的活动经费。但周佛海却照旧每月从宣传部的经费中,拨3000元支持高宗武在香港继续与日本保持联系。汪精卫通过高宗武的日本之行开启了与日本“谈和”的大门,而与此同时,蒋介石却自此彻底放弃了“和平”之路。

  逃离重庆

  7月22日夜,刚刚看完高宗武报告、明确知道日本人“锁定”自己的汪精卫得到了另一个消息:当夜,日军与中国军队激烈交战之后,突破庐山北面数道阵地,九江城沦陷在即。此时的汪精卫面对的是这样一种局面:一方面日军在武汉外围的战役中节节推进,距离武汉的脚步越来越近,本来就对中国人的抗战能力持怀疑的汪精卫内心一片灰暗。另一方面,日本方面又通过另一种渠道传递出某种“诱人”信息———10天以前,日本五大臣会议正式批准“建立一个新的中国政府”的建议,决定立即着手“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

  “主战有主战的道理,不过,主战的目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国家能够独立生存下去。如果能达此目的,与日本言和也不失为一种手段。……为尽早结束战争,我曾多次向蒋委员长进言,要打开谈判的大门。”当蒋介石邀其讨论高宗武报告时,此时的汪精卫仍极力主张由蒋介石出面与日本谋和。但位于权力中心的蒋介石最后作出了相反的决定,汪精卫终于明白:通过党内决议方式,是不能实现他的“和平”主张的。

  由于高宗武肺病复发,与日方接洽的任务由国民党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梅思平接任。日本方面的联系人,为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兼华南分社社长的松本重治。从8月29日开始到9月初,梅思平与松本连续进行了5次会谈。1938年10月,战事上频传着坏消息,广州和武汉相继沦陷。汪精卫利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的机会,多次暗示愿意与日议和。10月,武汉、广州相继失守前后,汪精卫的谈和言论更公开而急迫。尽管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但他依然替自己顽强辩护说,“孙总理常说和平救国,如果谈和平就是汉奸国贼,那么总理也是汉奸国贼了”。

  入秋后的上海,位于虹口区东体育会支路上的一座洋房正进行着称为“重光堂会谈”的秘密谈判。“重光堂”会谈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关于成立以汪精卫为首的新的政权的措施;二是实现中日“和平”的条件;三是详细安排了汪精卫离开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具体办法。

  关于汪精卫如何逃离重庆,双方草拟了详细的预定行动时间表。11月26日上午,梅思平由香港飞重庆向汪精卫汇报,在香港机场,为躲避检查,梅思平将协议抄录在丝绸上,缝在西装马甲里带回面交汪精卫。

  “当时从重庆到国外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条是由重庆赴香港,这很便捷,但以汪身份显赫,不可能无故公开乘机去香港,所以选择此路有很大的风险。另一条是经昆明赴河内,这比较稳妥,但必须首先征得‘云南王’龙云的同意。”黄美真教授介绍。龙云属地方实力派,抗日战争开始后,他出兵参加抗日,但当国民党政府和军队退到西南后,龙云深感云南有被吃掉的危险与蒋介石的矛盾也日渐加深。“汪精卫没有军事权,因此他最初的想法是在中国西南,像龙云、陈济棠这些地方实力派控制区建立一个政府,促蒋和谈。”黄美真说。为此,陈璧君两次到过云南,多次与龙云进行长时间谈话,龙云也表态:“汪先生如果来昆明,我很欢迎,如果愿意由此出国,我亦负责护送,一切绝无问题。”摸清龙云的态度,汪一行人最终决定“借路”昆明。

  因担心成群结伙走目标太大,12月5日,周佛海以视察宣传工作为名,去了昆明;陶希圣也以讲学为名尾随而去。原定汪精卫以去成都、昆明作抗战演讲为名,12月8日从重庆动身,在昆明与周佛海等会合,然后转飞河内去香港。但12月6日,蒋介石突然到了重庆。直到12月18日,蒋介石要到行营作特别演讲,汪精卫可以不参加,于是他决定在这一天出走。12月19日,汪精卫走上了一条万劫不复的背叛道路。1940年,在日本人的扶植上,57岁的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了汉奸政府。(据《三联生活周刊》李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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