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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造个人崇拜: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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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出处:历史真相 作者:最佳损毁 时间:2013-04-12 12:01:47

本文摘自:《湖湘论坛》2012年第05期,作者:刘华清,原题为:《试析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三化”偏离的原因》。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关键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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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湖湘论坛》2012年第05期,作者:刘华清,原题为:《试析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三化”偏离的原因》。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关键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时代特征相结合,与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相结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三化”的成功,从根本上说,就是得益于这篇结合文章做得好。因此,当我国即将完成第一次伟大革命,开始第二次新的革命的时候,毛泽东又发出了“第二次结合”的号召。他说: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1]然而,“第二次结合”却没能如毛泽东所期望的那样顺利实现,马克思主义“三化”发生了严重偏离。这种偏离是导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二十年“左”倾错误的根本原因。本文试就马克思主义“三化”偏离的原因作一初步探讨。

一、对国情把握不准,致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生偏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同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是准确把握中国国情。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偏离主要是由于对国情把握不准以及运用不当引起的。

首先,对中国社会所处发展阶段判断不准。科学认识自身所处发展阶段,是准确把握国情的关键,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我们党在对这一关键问题的把握上出现了重大失误。一是高估我国社会的发展阶段,把我国社会定位于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阶段。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一九五九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认为:“在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将提前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创造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2]会议认为,农村人民公社制度的发展为我国人民指出了“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即按劳付酬)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即各取所需)的道路”[3]P229。二是低估我国社会的发展阶段,把我国定位于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计划失败后,中共中央将我国社会所处阶段退回到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前的过渡时期。1962年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认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4]P360对我国社会所处阶段的误判,直接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首先影响对马克思主义的文本选择。譬如,当高估我国发展阶段,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时,中央号召学习经典作家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论述,人民出版社于1958年12月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目的是为向共产主义过渡提供理论依据。当把我国完成社会主义以后的社会仍然当作过渡时期的社会时,中央强调的是学习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目的是为搞“以阶级斗争为纲”寻找理论依据。这是我们党发生大跃进错误和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重要原因。

其次,对基本国情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的分析不当。应该说,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中国基本国情是心中有数的。譬如,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把中国经济文化的特点概括为“一穷二白”。“‘穷’,就是没有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5]P43-44。这种判断是基本正确的。但是,在对基本国情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的分析上却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例如,虽然认识到了落后的国情特点,但却片面地夸大这一特点的有利因素,认为:“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6]P177-178这种分析和估计,把“一穷二白”这一不利因素当成了有利因素,没有认识到生产力从落后到先进的转变需要有一个长期的过程。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由于对有利因素估计过高,对不利因素估计不足,从而导致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艰巨性、长期性和复杂性认识不够。这种认识同样影响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选择,忽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决定作用的宣传,而突出宣传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甚至得出“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5]P44的结论。这是发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其他种种急躁冒进错误的重要的认识根源。

再次,对传统文化和历史经验运用不当。优秀传统文化和党的历史经验是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因素,但运用不当则容易走向经验主义。党在社会主义时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偏离,包含着对于传统文化和历史经验运用不当的因素。譬如,大跃进期间,毛泽东对理想社会分配制度的设想,便是借助于革命战争年代的经验和中国古代以来关于“大同世界”的各种设想。在1958年8月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的问题。他认为供给制比较平等,过去我们成百万的人,在阶级斗争中,锻炼成为群众拥护的共产主义战士,二十二年的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了呢?[7]P833同年12月党的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在为印发《张鲁传》而写的批语中认为,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与东汉末年张鲁的五斗米道有着诸多联系与相似。《张鲁传》中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现有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6]P627-628。对历史经验和传统文化运用不当,把历史经验绝对化,也会造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偏离。

二、对世情把握不准,致使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发生偏离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同时代特征、时代主题以及日新月异的实践发展相结合,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任何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8]P284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前提是准确把握时代主题,科学认识时代特征,主动顺应时代潮流。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密切关注时代风云变幻,并对时代变化及时作出反应。上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日内瓦会议和亚非会议的召开,国际形势趋向缓和,中共中央敏锐地注意到这一变化。1955年12月5日,刘少奇向在京中央委员和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9]P5521962年1月,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又指出: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的同时,使之“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10]P302。但是,我们党没能把这一思想贯彻始终,没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与时代实际的有机结合。造成“结合”失败的根源,主要在于对时代特征的判断错误。上世纪60年代,在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的形势下,我们党仍然坚持战争与革命的判断,致使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发生偏离。造成这种判断失误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照搬列宁关于时代的论断。我们党借以判断时代特征的理论依据,就是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首先提出,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中加以概括的一个著名论断: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也即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列宁这一判断,在列宁那个时代是正确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一段时期也还是正确的。在这一时期内,一大批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通过进行革命斗争,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帝国主义体系土崩瓦解。然而,上世纪60、70年代以后,世界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调整政策,缓和了内外关系,世界革命的形势日趋减弱,而我们党的领导人不能及时适应这一变化,仍然坚持列宁的论断。1970年,毛泽东在著名的《五·二O声明》中断言:“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11]

第二,根据自己的主观愿望来判断国际形势。毛泽东在1958年8月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国际形势,我们历来有个观点,总是乐观的。后来总结为一个‘东风压倒西风’。”[5]P407出于一种战略考虑,中共中央总是乐观估计国际形势,譬如,1959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断言“帝国主义世界一天天烂下去、社会主义世界一天天好起来”;1966年12月,林彪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称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1968年4月16日,毛泽东在《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中预言:“可以肯定,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的彻底崩溃,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彻底翻身,已经为期不远了。”[12]1970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的元旦社论指出:“70年代,将是人民革命风暴在全世界更大兴起的年代,将是帝国主义在重重矛盾中加速崩溃的年代,将是全世界革命势力同垂死挣扎的反革命势力进行剧烈搏斗的重要年代。”这种凭主观意志作出的乐观判断,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但也不免自欺欺人,以至作出错误的决策。

对时代特征的误判阻碍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进程。首先,影响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主题。本来,在和平与发展为特征的时代,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主题应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而我们党却把关注的主题放在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以及支援世界革命和反修防修的“革命”方面。因此,当我们兴高采烈地欢呼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三个里程碑时,我们离世界发展的脚步却渐行渐远了。其次,影响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内容。在和平与发展为特征的时代,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者的中心任务应该思考怎样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并在此基础上提高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而我们党则把关注的重点放在阶级斗争上面,在国内搞以阶级斗争为纲,让经济建设服从和服务于阶级斗争的需要;在国际搞革命外交,在所谓战争与革命的风暴中,随时准备迎接和支援世界革命高潮的到来,希图通过推进世界革命,摧毁帝国主义,以致犯了以世界革命观念干扰外交、以备战干扰正常经济建设的错误。此外,对时代特征的误判还影响马克思主义文本的选择,譬如,“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学理论活动,主要学习革命导师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对列宁的思想,选择的是战时共产主义的思想,而放弃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思想,这就使得本该发展的理论遭到舍弃,本该扬弃的理论反而得到片面发展,从而加重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偏离强度。

三、对民情把握不准,致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发生偏离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指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由抽象性到具体化、由学术性到通俗化、由少数领袖人物的理念到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共识、成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的过程。其含义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指理论要面向大众,通过宣传教育,使马克思主义群众化;另一方面指采用通俗的语言和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及知识为广大群众所认同、理;与吸纳并转化为行动的指南。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提出了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任务,毛泽东曾经指出:“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该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10]P323为实现这一任务,党在全国范围内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努力使其成为广大党员普遍信仰、人民大众普遍认同的强大思想武器。但是,这一工作因受到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而遭受挫折。1959年9月,林彪接替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后,在军队大搞个人崇拜,为了抢占“高举”、“紧跟”的制高点,在如何学习、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庸俗化、实用主义的提法,从而导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严重偏离。

首先,普及目的的革命化。关于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目的,林彪在那篇学习“老三篇”的著名讲话中说得很明白,就是要“搞思想革命化”。所谓思想革命化,就是要彻底肃清资产阶级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一目的被概括为“斗私批修”。1967年10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全国都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社论要求,要以“斗私批修”为纲,普遍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把全国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都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可见,“斗私批修”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目的所在。所谓“斗私”,就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自己头脑中的私心作斗争;所谓“批修”,就是利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反对修正主义,去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当时所批斗的所谓“私”和“修”,有许多其实就是人民群众正当的利益和要求,譬如,人们对多劳多得的利益诉求和与此相适应的奖励制度以及搞活经济的自由市场、自留地政策等等。因此,不顾群众利益的“斗私批修”不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原则,而且严重脱离了人民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现实需要。这样,以“斗私批修”为目的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普及运动便损害了马克思主义的形象,也降低了广大人民群众真心拥护和主动参与的热情。

其次,普及内容的简单化。林彪为制造个人崇拜,把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活动搞成了一个造神运动。鼓吹“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提倡“走捷径”,说“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而“背警句”、学“老三篇”又是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捷径。根据林彪指示,1964年1月,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了《毛主席语录》的第一个供内部学习用的版本。这个语录本几经增删,到1965年8月出版了共计427条语录的再版本。1966年9月18日,林彪在《关于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到一个新阶段的指示》中又提出学习“老三篇”。所谓“老三篇”就是收录在《毛泽东选集》中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3篇文章。林彪说:“老三篇最容易懂,但最不容易做到。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学了就要用,搞思想革命化。”[13]P124于是,学习毛泽东思想活动便演变为学习“老三篇”和“毛主席语录”活动。应该说,学“语录”和学“老三篇”对于人们了解毛泽东的各种观点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在实践中,这种学习往往搞实用主义,甚至断章取义,从而割裂了毛泽东思想的完整体系,把学习毛泽东著作引向了简单化、空洞化、形式化的歧途,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被演化为空洞的教条。这种牺牲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肢解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的做法,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内容上发生了偏离。

再次,普及形式的庸俗化。“天天读”、语录歌、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宣传普及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形式。根据林彪关于反复学习毛主席的许多基本观点,有些警句甚至要背熟,反复学习,反复运用的指示,部队、机关、学校、工厂、农村等各行各业都要天天读“语录”,报纸天天登“语录”,文章篇篇引“语录”。与此同时,音乐工作者还创作了许多“毛主席语录歌”。语录歌风靡一时,正如媒体报道的那样:“语录歌家喻户晓,不分男女老少,人人开口放声歌唱,其普及之广,不仅在中国,就是在世界的音乐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14]忠字舞则是一种狂热地对毛泽东表示忠心、忠诚的一种集体舞蹈,“早请示、晚汇报”是一种表忠心、忠诚的祝颂礼仪,它们都以演唱或诵读语录相伴。这种庸俗化的普及运动,不仅降低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也干扰了老百姓的正常生活,引起广大群众的不满,损害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群众基础。

四、对马克思主义把握不准,导致“三化”失去前提和根本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必须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三化”的前提和根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把握不准,就会导致马克思主义“失真”,用失真的马克思主义去与中国国情、时代特征和人民大众相结合,同样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三化”。我们党在社会主义时期对马克思主义“三化”的偏离,就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与运用有关,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15]P137这又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对马克思主义某些原理的理解发生偏差。对此,有专家作过专门研究,认为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在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上,过分夸大了精神的反作用,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忽视了客观规律性,忽视了物质条件,忽视了物质利益;二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上,过分夸大了生产关系的反作用,而忽视了生产力自身发展的规律和动力;三是在阶级斗争与发展生产力的关系上,忽视物质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最终决定作用,忽视发展生产力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陷入了想主要通过阶级斗争和上层建筑领域中的革命来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片面性;四是在矛盾同一性与斗争性的关系上,过分强调斗争性,忽视了对立面之间的同一性。[16]P21这是社会主义时期我们党频繁变更生产关系,不断发动政治运动以及搞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根源。

第二种情况是对马克思主义某些理论观点的误读。最典型的是对“过渡时期”理论的误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最早出自《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写道:“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17]列宁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一文中也有过类似的论述。经典作家所论“过渡时期”,指的是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到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这段时期,过渡是指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我们党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开始是正确的。1953年12月,毛泽东在修改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时写道:“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但后来认识发生了变化,把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等同于过渡时期。1963年6月14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强调:“马克思和列宁都认为,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以前,都是属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都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18]对于经典作家“过渡时期”理论的误解,是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等一系列左倾错误的理论根源。与此相联系的还有对“资产阶级法权”(今译为资产阶级权利)的误读。资产阶级权利也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的一个概念,指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起支配作用的等价交换原则的平等权利。马克思提出这一概念的目的和重点在于说明,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由于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限制,消费品分配只能和必须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还不可能做到事实上的完全平等。但毛泽东把按劳分配中等量劳动交换原则体现的“资产阶级权利”,误解为按劳分配本身就是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权利;把马克思在特定的抽象意义上使用的、不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资产阶级权利”,同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来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权利混为一谈,从而模糊了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同资本主义分配制度的本质区别。譬如,他认为社会主义时期的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19]P413这是他试图恢复供给制以及实行平均主义政策的理论根源。

第三种情况是对马克思主义某些理论观点的机械搬用。最典型的是对《共产主义原理》中关于消除旧的分工、消灭三大差别思想的照搬。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设想:“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享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20]P243显然,恩格斯设想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是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实现消灭阶级对立,消除旧的分工,使社会全体成员获得全面发展的目标。但毛泽东把它照搬到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他在1966年《五七指示》中提出,要把我国各行各业、各单位都办成共产主义大学校,在校内以一业为主,兼学别样,形成一个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相对独立的社会基本单位。在这里不仅每个基本单位在结构上、功能上大体一致,而且基本单位组织内的成员也能得到全面发展。这样,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就可以在工、农、商、学、兵融为一体的“共产主义大学校”中得以消失。这种不顾条件的照搬,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要的理论根源。

正是由于我们党在对国情、世情、民情以及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把握上出现了失误,从而导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偏离,致使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几十年内没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沉重教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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